第一部份：主题报告内容
○ 主持人江灿腾教授：
这次清华大学人类社会研究所「两性研究所」，委托我代为邀请当代台湾佛教界著名的释昭慧法师，来到本校为我们报告〈现代比丘尼的出家经验与社会关怀〉这一主题，昭慧法师应是最适当的人选。看到在场来了这样多的专家学者，我们可以预期今天的这场演讲，将是既精彩又热烈的！
首先，按照惯例，我先为各位介绍昭慧法师的经历：她原是缅甸的华侨子弟，八岁那年（1965），为逃避当地实施共产主义制度的统治，随家人来台定居。自此在台湾受教育和融入台湾社会的生活。她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员数年，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后因机缘成熟，便舍教职出家为比丘尼。初期是在台湾佛教的传统僧团中生活和历练。其后，因接触一代佛学大师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内心有高度的共鸣，便转往印顺法师的门下，继续深造，获益极大，影响深远。此一思想的改造和佛学知识的积累，使她有能力代表台湾佛教界的比丘尼发言。特别是她能配合台湾近十年来的社会脉动，在环保、佛教女性议题和生命关怀各方面，积极投入，成效显著，因此使她快速成为具有全国声望的台湾现代比丘尼。
其次，我为各位谈谈和今天主题相关的现代比丘尼的特殊意义：各位要知道，古往今来，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亚洲其他国家，都没有像台湾这样──比丘尼的数量如此之多、对社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因此台湾现代比丘尼的这一现象，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宗教现象，特别是在佛教里。为什么能如此呢？这是因为台湾比丘尼的人数众多，并且素质好，水准高，对社会的影响力强大；还出现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在许多领域获得社会高度的成就，并深受各界的高度肯定，因此才有这ㄧ世界仅见的「台湾经验」。
回顾过去，台湾无论是在清代还是日据时期，一般宗教的知识水准都不高，而女性宗教师也常遭台湾社会轻视。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在台湾许多社会的领域，都有杰出的现代比丘尼出现：例如创办华梵大学的释晓云法师、主持慈济功德会的释证严法师、在台大哲学系教书的释恒清教授、以及今天的主讲者释昭慧法师等，都在社会上都拥有高知名度并受到相当肯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演讲，不只是讲一个单纯的女性出家人的心路历程而已，它实际上跟我们台湾社会近十几年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她！请她为我们演讲！
○ 主讲人释昭慧法师：
承江灿腾教授的代为邀请，很高兴来到贵校的「两性工作研究室」，为在座的专家学者，做此演讲。我今天要所讲的题目是〈一个现代比丘尼的出家经验与社会关怀〉。不过，邀请之初，当知道要讲这个题目之后，我一度略有犹疑，心想：届时，这可能不是一个演讲或座谈所能够完整陈述出来的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特质，──例如我自己的性格特质就是：谈一件事情，大部分不只是叙述事情，可能我都会分析一下内在的结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较多的时间来谈述，内容才会比较深刻。如果限于时间不够、讲不完整，听者和讲者之间，就可能无法有高度的共识；有时甚至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这种情形，是我不愿见到的。
也因此，今天在这里，于各位专家学者得面前，要先谈主题的前半部──检视我自己的「出家经验」，我想只针对其中几个结构性的问题来谈，相信可使议题较能掌握。等前半部讲完，如果还有时间，我再来为各位谈谈主题的后半部──「比丘尼的社会关怀」，讲的方式和内容，也比照前者办理，即──只针对其中几个结构性的问题来谈。底下即展开说明：
导论──生命经历简介：
我于一九七八年出家。在此之前，参加过一九七七年台湾南部佛光山举办的「大专佛学夏令营」，那个时候我才大二，算是正式接触佛法，也正式接触出家人。正式接触的印象，会跟自己在一个非宗教的传统社会里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所谓「完全不同」是：自己对出家人已经有个定形的想法，认为出家人应该是很失意的，必然是因为失恋，才在「空门」中找寻生命出路的；或者是很有挫折感、很消极、很颓废的，是因「看破红尘」而遁世的。可是去到山上，看到那些出家人，我不免感到耳目一新：她们个个能言善道，又非常和善，非常进取、乐观，那种与想象迥然不同的观感很冲击自己，所以也就比较愿意先放下成见，听听她们到底在讲些什么—老实说，原来的心情只是去渡假而已。
在这样听闻佛法的过程中，才感受到：佛学的领域确实是浩瀚如海，智慧深广的，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烧香拜拜、求签掷筊这类的民俗行为。可见得我们的传统教育在训练青少年与知识份子时，业已在做宗教偏见的「洗脑」工夫；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假使没有特殊因缘在私下接触不同的宗教讯息，我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就承袭这些传统的偏见，于是对宗教的强烈歧视，会不知不觉烙印成我们的心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出家以后会极力投入「护教」运动的主要原因—我感觉到：如果我们对宗教师或某个宗教的领域有了偏见，这时候，纵使这个宗教的领域有很多人生智慧，我们也会因轻慢其宗教师的缘故，而不屑作深入了解，不屑于听取这些对自己有所助益的智慧；这样，对使令众生从佛法中受益的弘法功能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妨碍。
我满怀着理想出家，愿意作一个专职的宗教师。那时我并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我的成长背景一直是很顺利的。父母有四个女儿，我是老二，父亲最疼爱的就是我，他几乎已跟所有的朋友说，他老了最期望跟我共住。父亲原在缅甸经商，非常有钱，民国一九六五年，为了回到台湾，他放弃了所有的财产—那时缅甸施行社会主义而又涌起排华风潮，所以他要回到台湾，就必须要在居留而拥有财产或移民而放弃财产之间作一选择。在这种排华运动压力之下，他宁愿放弃财产，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那时候外汇管制甚严，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破釜沉舟，回来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可是大环境的变动，并没有影响我本身快乐的童年。生活中有父母呵护，学业有姊姊教导，回台湾后，从小学三年级读起，虽已不具足所谓的「侨生身份」，但是以一个本地生的身份，高中、大学都非常顺利地考上了。所以就出家以前的经验来说，没有所谓的挫折或打击。很多人以为：我们一般出家是因为世间的事情有忧苦，想不开，而事实上，就成长的环境来说：出家以前，我一帆风顺，生命中没有什么忧苦的经验。
刚到道场出家以后，才开始体会到一些忧苦。而这些忧苦不是来自于对佛法的失望，而是来自碰触人性的软弱，与中国威权文化在道场中根深柢固的力量。这十几年走下来，到现在（一九九五年），僧腊已有十七年了，眼见着佛教从衰而盛，眼见着佛教僧尼社会地位大幅改变—从受到歧视到受到尊敬，对于佛教这段历史，自己不断亲身投入，而且也亲眼见证。当我刚出家的时候，很多识与不识都会抱持着一种很怜悯的态度，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个样子出家很可惜，什么事想不开啊？」到现在，反而都会向我说：「你们这样子很勇敢！你们这样的选择真伟大！你们比我们想得透彻！」
同样一个身份出现在人群中，十年前与十年后，博得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这是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当然，在这个遭遇中，我，作为一个佛弟子，自是希望佛法能够长久住世，也希望能够以佛法的智慧来影响社会，影响人心。所以应该怀着忧患意识去检视：为什么佛教过去在台湾是衰微的，如今在社会上又受到肯定？还有，过往我生活其中的道场，有甚么样的错误与盲点？从错误中记取教训，不但对自己心灵的成长有所帮助，也可能得以帮助教团成长。
所以用这样的心情去检视出家经验，也许我提到的是一些负面的生活经验，但那并不表示教团里没有正面的事物，如果没有正面意义的存在，我就不会留在僧团直到现在了。教团里面有很多慈悲的面向，很多师父默默在做人间关怀的工作，一般的教友，都比较对世间、对人群充满着谅解与同情，这都属于好的一面。在我的出家经验里，我愿意以自省的态度，提到几个深受文化影响而非来自佛法影响的问题点，这几个问题点使中国佛教僧团难免呈现某些负面效果。
以下就四点来谈述它。
一、金字塔型的威权结构
我出家以后，首先感受到的忧苦就是：我们经过大学民主教育洗礼的年轻一代，大体都会被训练得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课堂上的师长也会训练我们表达意见，以利于双向沟通。但是传统的僧团，它在中国文化长期影响下，已经变成强大的威权结构，不复古印度僧团的民主共议精神。印度的原始僧团，包括佛陀在内，他都认为他只是僧团的一员，他不自认为是教宗或教皇，他也没有建立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把自己安立在金字塔的顶端。相反的，他只是在提醒僧众，要依法而住、依律而住，也就是说：法治的精神超越了人治的精神。
（一）、寺院部分
当他涅盘的时候，弟子阿难问他：「佛陀灭度了以后，我们要以谁为师？」这也是一般人比较容易对领袖产生的向往依赖的现象。佛陀回答：「我灭度之后，你们就以波罗提木叉为师。」波罗提木叉就是戒律，佛陀的意思是：僧团的运作不要依赖所谓的圣王贤君之类的，有群众魅力的伟大领导者。相反的，僧团要长远持续而不变质，就要靠法治；至于是由哪一些特定人选去运作这套律制？这并不重要，顶多规定主持运作者须有公平公正的性格，并且熟悉戒律的内容，善能分辨法与非法，律与非律。僧团在时空的绵延中，总是有新人进来，有老人雕零，如果有律制维持着，透过公共的会议程序去决议重要事情及重要的执事人选，这样维持民主的运作，僧团就不容易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
这一套僧团制度，「橘逾淮而北为枳」，到了中国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早已建立宗法制度的家族结构。从殷商已见雏型，至周朝而齐备，建立了非常周密的一套宗法世系世袭制度，也就是有关于财产的权利的传承关系，一般来讲，它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而家族中又特别重视嫡长子关系的继承，这样的一种家族和家庭伦理非常强的国度，基本上它是一个父权社会，它崇尚父性的权威，这样的文化当它接触到印度佛教的时候，它虽然接受了佛教缘起的理念，佛教的因缘生法而促成现象界，这样的道理他们接受，佛教不认为有一个创教主可以创造世间，可以对人类施予特殊的恩宠或逞罚，这种无神论的道理他们能够接受。但是佛教就是因为讲缘起论所以它不会产生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它认为一切都是因缘生，所以没有一个人有权力拥有所有的因缘，所以当它的权力变成拥有所有的权力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危机，会因为他的野心或者他的眼光不足导致的错误判断，没有很多因缘激荡去思考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有这样的一种佛法自然会产生一种比较民主的体制。
我想一个教团的体制是跟它的教法有密切关系的。但是中国它可以接受这个教法，等到落实到人的团体的时候，它不太能够完全这样做，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于是在中国的教堂里面它产生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师徒如父子这样的关系，当然在印度师徒之间也要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因为师长必需要教导徒弟，徒弟也有义务要奉伺师长，但是师徒之间除了这层之外，并没有家庭伦理之类的关系，那种比较血浓于水的关系其实是不存在的。可是在中国它就在它的文化影响下，师徒的关系就类似父子，师兄弟的关系就类似兄弟姊妹，无形中它产生不是一种开放性的团体，它会慢慢变成封闭式的团体发展。所以在中国它慢慢产生非常多的子孙庙，它跟十方丛林有别，在中国后来虽然还保留印度僧团的民主精神有几个大的十方丛林，那时的十方丛林大体上还维持着选贤与能的制度，住持的选择有时是大众选，有时是外聘的都有，视情况而定。
但是除了几个大丛林之外，大部分都是子孙庙。子孙庙就是一个师父带领一群徒弟过一个类似家庭的生活，当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这样一种类似家庭伦理移植到佛教之中就是一个佛教很大的痛处。因为其实它已经违反佛教的精神了，佛教处理财产的时候，它是分的很清楚。财产有些叫「四方僧物」，东西南北四方，有些叫做「现前僧物」，有些做叫「个人物」，个人的衣钵总不能跟大家公用，除此之外，比如说人家拿来一篮水果，现前不管是谁来，不一定是住在这里的人，刚好有一个人行脚过来，那它就叫做现前僧的其中之一，那他就有权利接受这些，水果的几分之一。衣食卧具一切都是照现前僧来均分，他绝对没有我是这里剃度的，我是这里的嫡长子的关系，或者我是师父的某某亲信，他是没有这一套的。四方的僧物，比如说不动产，土地房舍，这种他规定都叫做四方僧物，也就是说这种是全佛教公有的财产。它并不是属于在这里蹲点的人的财产，它对于财产的观念就可以看得出是「公的精神」，非封闭式的一种精神。
那现在佛教会沦为很多人批评所谓的「山头」，其实它会因为子孙庙的扩大，如果它不是子孙庙，还保持着开放式的十方精神，那就无所谓山头不山头了。因为山头总是给我们感觉它只是封闭、只是壮大自己的。它跟佛教的其他忧苦是不相关的。它也许指重视它本位的利益如何而已。
我自己的出家经验跟这部份有什么接触呢？以致于我要谈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父权社会必定会产生父性的威权心态，所以师长普遍来讲除非有很强的反省精神，否则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会很容易希望小孩子呢，晚辈是乖顺的，乖顺的才是好徒弟，好学生，完全采取一种威权的教育。
这种环境中造就出来的，能够乖顺的，当然他在僧团里面会得到比较好的回馈，因为他不忤逆师长的意思。如果总是会有一点意见的，他会被师长当作比较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当然这里面是不是说有意见的就是对呢，当然我也不觉得。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错的。要怎么让一个孩子去成长，也就是说让他了解他的意见哪些是精采的？哪些是错误的？肯定他的精采部分，帮助他去理解错误部分而给他导正。这个其实是师长需要有耐心，需要不用威权心态处置，但是一般，我讲的不但是僧团，一般的传统父母师长也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小孩子就要「有耳无嘴」不要多说话。如果小孩子跟长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会跟你去顶撞，或者是忤逆，他的语词都会蛮强的，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像我刚开始常常被认为是忤逆的，或者是顶撞的，因为我会对师长的一些价值观不以为然。这些价值观一经过他讲以后，他希望我是正面的肯定，如果我竟是用负面角度表示怀疑，所以这时我们彼此的互动关系就变得很恶劣。一旦互动关系变得恶劣以后呢，会导致师长用一种更威权心态来压我们，例如总是强调我们是很无能的，我们是很愚蠢的，而且也要让我们了解到，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跟谁都和不来的。长期这样下来，自己心理会有一种创造力已大幅度萎缩的感觉。同时也真的会怀疑自己跟任何人都和不来，或怀疑自己真的是不善跟人相处，因而导致的结论可能是：一旦离开这个道场之后，自己就没有生存的能力，也难有出路可寻，前途尽是充满了灰暗和绝望。你看如果自己会被催眠到这样的程度，又必须每天生活在那种已恶劣了的互动关系中，心理之痛苦和挣扎的程度，是不难想见的。就这样的，我度过了很难熬的一段岁月，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吧，经常就是在这样的心情挣扎着，无法可想。──我真的是这样低能和难以跟人相处吗？在当时，我是找不到答案，也无从发现真相。──可是等到我有其他因缘，离开这个师长后，我才发现到，我跟大众都和得来，我的人际关系其实很好，不像之前乱想和担心的那样糟糕。事后回想，我那段时间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那么无能？显然我在这样的一种传统环境──一旦生活其中，多少会扼杀我们的自信心、我们内在的创造力和我们改造向上的可能性！
（二）、佛学院的教育方式
我是一九八四年到福严佛学院教书后，才大有改善和真正察觉自我的。一连数年，使我有时间一边教书，一边慢慢亲自观察院中的伦理体系和师生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威权的结构其实是到处都是，并且一直持续着。当然也有宽厚的师长，所用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如果师长心性上不是很正的话，所用的方式就比较刻薄，其间的差别只是这样而已。院里的学生普遍很乖顺，虽然如此，遇有不乖顺的同样会被修理得既乖又顺（或者只修理到表面乖顺）。这样种情形，让我发现其间存有不少问题，而我所以能察觉到，是因已担任老师，可从旁仔细观察，否则若是像过去那样陷入其中，虽也不断挣扎和怀疑，毕竟不能真正看清里面的深层问题之所在。要等到自己能跳出来当一个旁观者时，就比较去体会意义。比如我有时在课堂上会告诉学生，请他们多表示意见，但大部分的情况学生都是沈默不语，不表示意见，就是有，也只是摆在心里。有一个学生甚至坦白告诉我说，只要她一站起来，就全身冒冷汗，心脏怦怦跳，因她很担心别人觉得她爱表现。这样的心情，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我刚从缅甸回来的时候，因为从小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熏陶，所以刚到学校的时候，比较敢于表现，小学老师有无问题时，只要我觉得我会回答，我就赶快举手；可是不久就常被同学骂我爱表现，后来我也才开始感觉到这样不好，爱表现开始让我觉得是一种罪恶。于是我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行为，一定要记得「暧暧内含光」的古哲明训，不要出随便出风头，这样才是中国社会比较赞叹的小孩。这种外在着环境压力，强大地制约着生活其间成员的行为，这就印证了行行为科学原理的反应动作，即当你对其增强压力的时候，小孩子因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只好顺着制约的方向──传统中国社会所遗留的价值意识型态──来塑造自己的人格或表现出社会所预期的行为模式。所以当我在佛学院看到我的学生的怯怯生生的样子，就好象看到我当年自己的影子，在小学时期自己内在的挣扎很强，所以迄今记忆犹新。试想，连这么小年纪的孩童，都感受到「爱表现」是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想象在僧团里，同样有这样子的气氛，所以这些学生不善于表现自己，其实是很常见的；并且此种反应的行为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渊远流长，可谓其来有自，不足为奇。
有鉴于此，后来我便主动创造一些问题，诱导她们发问或和我交谈。初时，我发现让他们进入问题的速度很缓慢；后来，我慢慢体会一个问题，即教育其实是上、中，下游都有密切连系的作业流程，绝不是等我们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要有创造性思考，就能收效的！那创造性的思考，几乎来自人格的整体气质，必需从生活的各方面去体会，去尝试开透拓和表现，如果生活的中、上游部分，都是非常压抑自己，非常崇尚权威，以乖顺作为最好的美德时，那么很难要求在下游的某一个科目学生忽然变得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那是不可能的，改变若无其他助缘，是不会突然出现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对僧教育不是这么热衷，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是在下游努力而已，而上、中游其实我看得到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虽然如此，僧团的威权制度毕竟让我发现学生比较不容易塑造成材的真正背后原因，所以我认为，若要其早日成材，能够弘法利生，唯有多方鼓励或培养自己的学生，勇于表现自己的长处或勇于思辩，如此一来，自有显著收效的一天。
当时我也在探讨，为什么我任教的佛学院，办了这么多届，很多学生一出去就不见了，为什么？仔细探究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学生不见的原因，大多是她们一回到自己原先的寺院后，很快地就再次被寺院的杂务所吞没。因此在台湾社会里，包括传统中国社会，佛教僧团的经济压力，一直是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导致从学院出来的学生，沈没其中而消失了。
另外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之中，学生是否真能养成所谓的「乖顺」？没错，我发现确实有些淳厚的学生是乖顺的，但是有些比较精巧的学生，则不是看不到师长的错处，就是虽对师长的每个规定并不都以为然，可是因没有管道去讨论师长的规定或观念，所以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于是我发现到学生的第二人格特性便出现了，就是学会阳奉阴违的习惯，在师长面前会唯唯诺诺，可是一旦师长不在眼前，就会故态复萌或我行我素。比如说当时佛学院的规定，除了假日或照规定请假下山买东西之外，不要下山。这其实也是师长的一片好意，担心学生因散心杂话，到处浪荡，有时候没有办法收摄心神，好好读书用功，所以才做此规定。但是学生自有管道，当想要出去的时候，会编任何理由出去，包括借口生病要看医生等等。当时学院的老师，可能也会检查信件，其实这原本也是为了所谓的好意，所持的心态就是，为了解学生或要了解学生发生的问题，所以学生发出去的信、去跟进来的信，都要检查。而事实上我也知道，很多学生就有办法，让老师看不到信：包括想办法偷偷到面外寄，或者托哪个来到山上的人带下去寄，乃至嘱托要外面寄来的信，寄到谁那里？自己再拜托人拿过来之类的。
我觉得师生之间常期扮演这样的监督和伪装的把戏，其实是很累人的。所以等到有一天我担任高级部主任的时候，我就跟学生先讲明，我说你们下山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很闷想要逛街都没关系，不过要很真实的告诉为什么？我就准假，不用骗我。另一方面，我说信件我不想检查，除非你自己需要，觉得人际关系有问题，或者某个信你不知道怎么回，而主动找我之外，我不检查你们的信件。像这样，我常常会问自己：到底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是养成她敢于表达自己的光明人格？还是养成他阳奉阴违却不以为意的性格？同时我也发现在学院得学生中，后者的严重性，比我个人在学生时代，偷偷跑下山去更严重。不过仍因处于修道的成长期，心态还很不稳定是必然会有的，也才会有那样的行为，过了那段时期就该逐渐好了，所以虽有这种行为，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严重。
但是当我离开学院的时候，有些学生已开始自己当老师了，我才发现她们表现出来的威权态度，还是很强的。佛法讲共业是有其道理的，因这种共业网络真是牵连很强。包括我曾经带过的学生在内，当我告诉她们我不愿意检查她们信件之前，我事先是经过班会的讨论，大家有了共识之后，我才正式宣布的。当时我曾经拿给她们一份剪报，是关于一国中女生抗议训导处，把男孩子寄给她的信，张贴到布告栏上，这个女生觉得不受到尊重，所以提出抗议。我当时把这个剪报念给他们听，请他们发表意见，她们也告诉我，她们的信件也被院方的师长被检查，她们也强烈的觉得不尊重。但很有意思的是，时过境迁，等到她们当老师的时候，一样用检查信件的方式去了解学生。像这种不尊重别人的隐私，把窥视当作关心，竟然被认为是正当的教育，我觉得是我们僧院教育非常失败的地方。
所以后来我曾经写文章谈这个问题。我想，佛教很多佛学院的师长，对我的改革作风，都蛮痛恨的。但是我只是一种好心，我不太愿意看到这样的不良共业，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这种不尊重人的威权态度，是源自于整体社会所塑造的偏差性格，因此它不单会在检查信件上表现，也会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来对人幸的不尊重。
（三）、威权心态的婆媳原理
再者，我觉得这种威权心态其实产生于蛮强的「婆媳原理」。中国人的婆媳关系很奥妙，媳妇当媳妇的时候被婆婆欺负，可是有朝一日她当婆婆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欺负媳妇。很少有婆婆有这样反省能力，和感觉到自己本身曾经受过的害，因而不要再加害到媳妇的身上。其实我们从心理学上很多个案可以了解，如果爸爸打太太、打小孩，小孩固然在童年的时候很痛恨这个爸爸，可是等到他大了以后，讨老婆、有小孩，这时他的暴力倾向会更浓，一旦触及到一些非理性的场面，他往往不能控制自己，这时可能他小时候的印象就会出现，最后可能还是用打太太、打小孩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个婆媳原理，是父性威权心态的社会，比较容易产生的问题。因为一个弱者被欺负以后，固然很悲惨，但是有朝一日当他不再是弱者的时候，他就成了加害弱者的一员。或者他现在是弱者，却总是加害比他更弱的人，来作为一种发泄。
这种中国的威权心态，在佛教中竟然也长期存在，所以也是这种婆媳原理的一种行为模式。例如我们看到有些师长，要求学生、晚辈要绝对的恭顺，以及有些霸道的师长，让晚辈也非常反感。可是有朝一日，晚辈当了长辈以后，他不知不觉又会要求学生这样做。甚至于学生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会去整这个学生，或让晚辈必需要符合他的标准。我很惊讶的是，当年他当学生、晚辈时，也不喜欢这一套，也对于师长这一套行为很不屑，为什么如今他竟然会这样去要求？为什么他的心中会两重标准？可见得很多人是由于观念不清楚，才不知不觉地沿袭下传统共业的习气。甚至有些人，纵使心理上清楚，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在行为上，居然不由自已的，就习惯性地照做下来，很令人遗憾！
（四）、威权形成的制度阴影
因此接着这一话题，我再来就谈一下：在这种威权心态的体系之中，所会产生的一些制度不良的负面影响。我一直觉得人世间，没有所谓唯一最好的制度，因为人性有种种，所以佛法讲因缘果报，并不认为哪个人看到的就叫做真理。佛法只认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因缘，不同因缘构成不同的生活经验，于是他的判断也根据他的因缘，而决定这个叫做对，那个叫做不对。也因此他在感情上，或意志上，也倾向喜欢某一种方式，而不喜欢另一种方式。这里面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这样佛法的基本认知较度，是符合理性的判断方式和适合人性的正常倾向，照理说它不会对哪个制度提出全面的批判，尽管如此，传统中国佛教的威权体系，依然将佛教早期的民主和合的精神，变了质，变成适合传统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并在僧团中反映出同样的威权性格，因此值得我们探讨其究竟。事实上，到后来我们自己组成的僧团，虽想尽量能够回归到比较民主的、原始的僧团精神，我们殷切希望学生能够独立的思考、独立创造，同时也提醒她们要能独立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我发现到有一些学生并不适合这样新作风，还是希望师长像妈妈一样呵护孩子这样带着她的成长。所以显然我认为一个制度不是适合所有的人。不过我也相信，如果能建构一种较健康的制度，应该比较会激发人性的光明面，反之若是建构一种不健康的制度，则人性的阴暗面比较容易被激发。所以在这里，我提几个我看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站在金字塔型顶端的领导者，他本身拥有无限的光环，拥有庞大的权力，在这样的位置上，也自然容易产生领袖的魅力。虽然然也客观来讲，有些人的确具有特殊领袖魅力，可是一般而言，只要一个人不要太差，差到像晋惠帝那么笨蛋，基本上如给他一个好位置，那个好位置通常很容易让他产生所谓的魅力。例如现在有许多人讲「李登辉情结」，我倒觉得任何人到那位置上，台湾人的威权心态不改，那个人就会变成很有魅力。所以台湾就会产生种种情结，什么林洋港情结、彭明敏情结，那些其实都可能产生，因为有那个位子和相对条件嘛。
「情结」同样也在僧团出现。当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仍然有这样的观念：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师长。其实在我们修道历程中，每个人都常会犯错，都经常要提醒自己。在僧团之中，要求我们每半月都要「布萨」，就是诵戒，在诵戒过程中，我们就要自己思考自己的过失，坦白的谈自己的过失，同样其他的人也须举发自己的过失，这样来共同帮助我们成长。这时每个人都只是僧团里的一员，绝对没有哪个人考虑到：因他是我的老师或我的师父，而不好意思说他。所以这种初期佛教遗留下来的僧团制度，原始精神是非常公开、非常开放的。 并不是限定只有长辈可以说晚辈的，我觉得这样的制度，也帮助我们做长辈的随时提醒自己，很多过失可能要改正。
可是这种金字塔型权力结构的顶端，这样的人，很少能够听到不好的声音。他因为一直受到宠爱，于是飘飘然，也几乎只能听到好的声音。所以韩非子会说「说难」，为什么说龙的逆鳞不可以摸，我想这个原理是人在那样的权力中心，一个受到众星拱月的状态，人是容易迷失自己的，而属下也因此以取乐他为最高原则。所以做师长的要去改正自己的缺点，并不那么容易。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做的事情，底下的人就没有怨言？不可能！因为如果不经过公开讨论而调整，他做的一些决策一定会鸡飞狗跳，会让底下的人抱怨；或者他的一些行径会让底下的人交头接耳，做一些批评。
这种权力结构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不知不觉，就当了权力中心的耳目，去分享比较高的权力；而这个人可能居心并不善，可能会不经意的透露一些讯息，让师长知道哪些人对他有意见。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属于愚忠型的，他心目中这个权力中心是伟大的，他不能够接受别人批判他心中的领袖。所以他很可能会告诉权力中心的人物，他曾听到了什么对他有利或不利的批评。另外一种人可能更糟糕，他是谄媚型，为了接近权力中心，分享他的荣耀，或者为了得到他的信赖（基于某种虚荣感吧！）──他也会自居于权力中心的眼线。所谓的「白色恐怖」，我觉得经常都是一个巴掌啪不响的。一个权力中心再加一群人，一直被卷入一个共业里面。这群人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种是不知不觉，一种是愚忠的，一种是谄媚的。
所以产生这样的人际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导致人际的疏离。因为人与人之间，会因此不能谈很深刻的知心话，比如谈了以后，会担心有一天他讲给别人听了，又最后传入某某层峰耳中将如何是好？像这样的不安全感，会一直存在，一直徘徊在心头。
第二个就是上位者，他没有改正他自己的机会。反而很多时候，会对自己不忠心的、不肯定他的作为的人，加以排斥或态度冷漠，或用其他的方式，让那些人尝到报复的滋味，让他在团体中孤立，或让他在团体中不能存在下去。像这样，对权力中心本身的成长，并没有帮助。
第三个就是洁身自好的人，因此不屑跟师长接触，宁愿跟基层的人在一起，因他不屑当一个打小报告的人。但是这样的讥嫌心态，也导致过犹不及，因要坚持洁身自好的缘故，会连让人家讥嫌也不要；甚至忌讳接触任何师长，省得人家怀疑他，是不是跟师长比较友善。所以这样的团体结构，其实对人际关系上并不健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有时候为了自保，不管是为自己谋取更多比较好的机会，或为了其他原因，往往会使这样的魔性被激发出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充当明代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的者锦衣卫，可是人在那样环境里，自然就受其熏染，分成这些类型，无形中，使团体中产生许多蛮悲哀的事情。所以时至今日，我还会听到某某地方，有点白色恐怖的味道。但我自己都能够体会到，那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而且那不单只是哪一个人很坏的问题。我相信这群人放在比较健康的制度下，就不会变成这副样子。权力中心因为众星拱月，光环都集中到他身上，如果像现在可以公开的骂自己的领袖，越是高位的人，越被报纸、议员骂的很惨。我看很多人若清楚一点，就不会到这个位置，他会觉得其间没什么太多尊颜可说。可是也就因为在那样的结构中，那权力中心代表和拥有那么多的权力，那么无限的光环，所以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耳目，因为他会担心他的权力，是别人所觊觎的。而他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会更强化这种需要：需要眼线、需要耳目，来了解周围的事情。
这里其实还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一种对别人的窥视欲望？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时是为了好心，有时则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因此我在学生中也发现当别人有眼线耳目的，表面上不说他怕他的住持位置被占去，或他怕他的师长位置被推翻，说成他担心这些小孩在修道过程中不好、不上轨道、担心他们被带坏了等等，这些他都需要去了解。而因他只有一双眼睛，一双耳朵，当然就需要一些人，告诉他哪个人怎样？哪个徒弟怎么样了？哪个学生怎么样了？但纵使开始是基于善良的心，其结果还是不变的。总的来讲，我们为什么要有对别人的窥视欲望？就算要助人成长，无论如何只也只能从旁辅助，无论如何都不该管到别人的内心世界。一个人是否要修道上成长，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真的不需要这个成长的时候，自己会走上另一条路。所以这些事前的窥视都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常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很大的不信赖，那这些底下的人其实不需要用耳目去了解他，不需要有抵挡窥视的抗拒感，如此一来，彼此之间因相互信赖，沟通流畅，反而比较清楚彼此之间的真正状态。
（五）、小结与实例
在我多年出家的经验中，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威权心态产生的结构的弱点，它也是值得我们佛教界去反省的问题。而且在这样的制度中，还有一个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往往权力可以转移，声望却不能转移。一个住持过世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然住持在世的时候，结构是很单纯的，一个师长带着一群徒弟。等到师长过世以后，变成是徒弟的其中一位当住持，这时候产生的是权力结构的问题。徒弟本身大家都是师兄弟，毕竟就没有师长的威德，所以当他当住持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像师长一样，产生同等的权威来统理大众？往往除非他具有领袖的能力，不然一般来讲是不容易。
师长时代，是道风很好的寺院，大家徒众们过着非常简单纯朴的生活，等到师长过世了，其中一个徒弟当住持，这时候问题就发生了，这些师父们都是很好的，到现在我还是蛮敬重这些师父们，所以我讲的不只是权力结构，我也不认为是哪个人的性情问题。起先呢，他们有时候总是会到村落去嘛，村落有一些信徒就会招师父们说：「来啊！来啊！来看杨丽花歌仔戏啊！」这些师父们好意嘛，就进去看看。进去看看觉得很好看，第二天就会再跑过来看。第二天第三天，天天过来看，就问一问电视机价格多少？一听也不贵嘛。回来就在自己的寮房里面买了一个电视看，事实上在那时候，寺院整个都没有电视，可见那个师长要求弟子们所过的简朴生活之严谨。可是等到他自己有电视了，在寺里看杨丽花歌仔戏的人，可能就不只一个两个了，反正有了电视大家又很好奇，就会有几个人都跑过来看，几个人一听，电视价格也不贵，就这个也买了，那个也买了，就买了好几架电视。那寺院上一代出家人，还是心性淳厚，当年都还是搬材运水、种田的，苦过来的人，所以基本上都还知因知果，生活不敢太离谱。顶多看个歌仔戏、看个新闻，最多加个八点档。但是过后就不同，为什么呢？接着会有新人进来。新人进来以后，师长带着新人一起看电视，其他的更是人大看特看。如此一来，这可不只是歌仔戏加八点档，而是从开电视到唱国歌。
你看到一个寺院就是这样子，它可以从一个道风非常纯朴，到一个无所谓道风这样的程度。我谈这个问题，没有含任何的讥笑意思，而且就算我陷入那个情境，我也不一定能脱离熏染而特立独行。我只是谈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会这样急速的转变？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它只不过两代，从师长到徒弟、到下面新近来的是三代，为什么在道风方面会有这么剧烈的变化？其实这个住持本身也很有心想要向好啊，这个住持本身房间也不放电视啊，而且这个住持最出不会很喜欢看电视，或带头看电视！但最后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试想这样的寺院，如果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依于师长的权威，而是由制度来维持，也就是依于每月公众的布萨，则寺中道风的维系，会是基于一种共识，而不是师长的权威。届时若看到有人看电视，也许在布萨之中就可以提出来，表示不妥当，经此一检讨，也许那件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或不会演变成像现在这么严重。
其实人何公众事务，如果只凭人治而无制度维持，往往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人若有强大的权力跟能力，就可以管得住大家，可是一旦没有那样强的权力和能力，就不可能成为大家心目中共同的规范，所以必须靠制度来维持，才能使自己管理自己或大众管理自己。我觉得反省这个问题很重要。当然我在此提这个问题，所整备的也不够周延，没有仔细再去思考或找一些资料来佐证。但我仍要提提早期印度的僧团情况。虽然佛教僧团，在佛陀灭度百余年之后，因为戒律的观念不同而开始分部派，但是在部派绵延持久的过程之中，僧团也同样绵延持久的存在，虽然玄奘大师到了印度，他看到有些寺院雕零了，但是大体来讲大部分寺院，僧团还是独立在运作，靠的就又依戒律的在运作着。
反观在中国的僧团情形，我们会发现常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味道，名山道场都是一代大德出现才一时形成的，于是十方有许多向往的人，纷纷来这边求道，俨然成为一个法务兴隆的道场。可是曾几何时，只要这个大德一雕零啊，这个道场衰败就很快。我们真的要留意一个问题，就是权力的「递嬗」(交棒）方式和制度结构的改造问题。也就是，它必需确实能是在教内审慎考虑的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并且能效法原始僧团的精神，而不能单仰赖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来改造，那是无济于事的。我相信，唯有透过这层反省，我们中国佛教的教团才能够保持去腐生新的能力。
二、僧团经济生活的忙碌和执事眼光局限的问题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僧团经济生活的忙碌和执事眼光局限的问题。
在传统僧团之中，在印度是靠托钵乞食维生。印度有这样的社会风气，一般人愿意供养修道人饮食，而修道人沙门的生活，不但是佛教，其实一般宗教的沙门也是这样，当时有个共识就是他们绝对不自己炊事。他每天就是托钵，一天只托钵一次。托到什么就吃什么，也不能拣择。这样有很多好处，一来折服自己的骄慢，因此现在有些佛教标榜自食其力，其实它根本违反佛法精神，因此佛法的戒律精神就是要让我们不可以自食其力、不可以自耕自食：它要我们当一个专业的宗教师。这不叫做所谓的「寄生虫」嘛。因你是一个宗教师，你的职责就是给众生心灵上的安慰，这就是一个宗教的心灵辅导师的基职责。
你不要认为这叫做寄生虫，以儒家的价值观，也不认为一定要自耕自食，才不是寄生虫。孟子不是讲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可是后来受到儒家社会的主流影响，批评佛教的出家人是寄生虫，于是很多出家人为了撇清起见，往往强调自食其力。其实自食其力不符合原始佛教精神，它就是告诉我们要专一于法务，所以托钵的精神要我们去除骄慢，专一于法务。对众生如「眉毛拖地」，不拣贫富，托钵时人家供养到什么吃什么，不长养贪心，不积蓄财富。而且也需要在托钵过程中去了解基层的人民。对于众生的苦难、社会的脉动会有比较深刻的认知，也会比较知道要如何跟社会脉动结合，而对于社会做比较大的帮助。
这一套生活制度到了中国没办法延续下去，因为中国根本认为乞食就是乞丐。所以认为以出家人既然这么有尊严的身份，不应做这种事。于是基于那些皇室或皇宫贵族的好心，他们一般来讲愿意希望出家人，维持自炊自煮的生活。虽然不叫自食其力维持自己的经济生活，还是靠信众供养，但是已经慢慢养成自炊自煮的生活。
在过去的大陆，往往会有一些收入，这些收入都是靠田租。也就是过去的王宫贵族它可能捐了一笔土地给寺院，寺院就靠收田租维生。但是我们知道等到土底改革之后，根本就不能再维持这样的生活了，佃农跟寺院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变得很紧张。
再来就是中国儒家「厚葬久丧」的儒家文化也是主流一直流传下来的。于是本来在佛家来看，死亡是一个很庄严的过程，宗教师也应该引领家属，让死者得到安慰，让生者也得到安慰，这是宗教师责无旁贷的职责。但是不应该是非常麻烦、非常繁文缛节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国，因为厚葬久丧的文化，慢慢导致佛教在中国很独特的经忏文化。
因此社会盛行这种讼经拜忏的仪式文化，导致出家众要为死人疲于奔命。为死人疲于奔命已经不见得只是宗教上的意义，也变成很世俗化的意义。比如说，中国人好面子要热闹，要让左邻右舍知道他办丧事办的很风光，于是要出家人来。而出家人中，有些不太有自省力的一些人，可能只是为了要配合丧家的胃口，于是发展出很繁复的、很热闹的唱腔唱调，结果反而导致佛教原本严肃庄严的梵呗，就在这样的风格中失去了。如此一来，许多法器加进来了，变得非常热闹，非常复杂；并且佛事变得日益繁多，屈指一算，例如一个人的丧葬法事，从他倒毙开始，到入殓、出殡，还有从头七到满七就有十天次要应付，加上对年和三年各一次就有十二天次好忙。每一次如果丧家，希望热闹一点，有多一些师父过来，你就可以想：为一个死人就可以忙十二天次，如果是六个人就要忙七十多天，这还是最最保守的算法呢。
这个丧葬法事，因为当市场的需索，是如此之高的时候，热供求失调，当然诵经的费用，就节节升高。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嘛，无形中这个市场就炙手可热。可是确耗费出家人的心力，也非常庞大。因此，中国佛教到后来在大陆上，曾经长期衰败过。而在台湾的十数年前，也因此呈现非常大的衰败。讽刺的是，世人一面要求僧尼如何如何使其丧葬场面热闹、有面子，另一方面，让世俗人很看不起，也就在这个问题上。但这也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怪现象，很难转变这种不好的丧葬歪风！
现在许多都会地区，冒出许多假僧侣，他平时就是剃光头，出来念念经，等到念完经，立刻就戴上假发，去喝酒吃肉，过各种世俗的生活。为什么这种人能够存在？说穿了就是因为市场需要！纵使一些洁身自好的出家人不投入这个行业，也自然有人投入这个行业，仿效出家人的形象来赚取这样的生活所需。
因此整个寺院的生活中，可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经忏的问题。纵使不是职业经忏师，单是中国人的厚葬久丧的观念，也会导致一些寺院为了要善待信徒，而不是为了赶经忏，不是为了议价、叫价、做买卖，但光为了照顾寺院这些信徒和信徒家属的生老病死，寺院里的出家人，就要忙得人仰马翻，个个疲惫不堪。这还是算好的出家人，不赶经忏的忙赚钱的，都尚且疲惫不堪。何况那些整个寺院的经济来源，都经忏收入一来维持的那些寺院，出家环境之不理想，更不用说！
不过，当代台湾新一代的出家人，已慢慢走出一些新风格，因此些寺院根本不靠经忏维收入来维持持了。尽管如此，有时仍会感受到很麻烦，历如当一个信徒父母亲过世了，你虽告诉他说，我们这里不赶经忏，但仍要帮他介绍哪里有念经，好让他去找那些会去诵经的师父。这也其实不是个正常道啊，因总不能说这是垃圾，却丢给别人去收啊。但如此心态也不对啊，照理说，你就是宗教师，必须照顾到信徒的哀戚心情，最好让他们实际在佛法中得到受用，其他热闹的、世俗的问题，我们出家最好能避免介入。
这整个必需透过社会教育来启蒙和说服才行。可是这里面牵涉到整个中国文化（厚葬久丧），要谈转变又是谈何容易啊？因此，正统的佛教，正统的出家人，除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作法，这个市场需求在台湾社会，依然是存在的。
另外一个，出家人到了寺院总是要分摊寺院的执事。有人是知客，招待客人；有人担任维那，管理殿堂；有人做香灯，做殿堂打扫的工作；有人早课，做课堂上各种洒扫庭除的工作；有人做典座，是做厨房的炒菜的；饭头，煮饭的；园头，管菜园的。其实僧团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很有意思，他不管是有多高的学历，多高的社会地位，他来到就一切从基层做起。
我非常感谢的，是我来到僧团，从基层做起。这有个好处，是了解基层的苦难，了解基层在琐琐碎碎、鸡毛蒜皮的事情中，去打发岁月的时候，其眼光可能会有局限，心胸可能会狭窄。就像过去我们老是认为，女孩子容易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的，容易嘴杂、说是说非啦。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女性生理机构不同，就会有这样的性格，而是因为他们过去都忙家务事，便容易导致这样的性格。等到女性一旦成为社会的菁英、成为社会的中坚份子，也开始做很多跟男性一样职业的时候，我们几时发现这些女性很呱噪，？很爱讲东讲西？
所以我感觉，执事是对人性很大的磨练，而能磨练得过，其实是顶天立地的。为什么？人就算为这么琐碎的事情打发岁月，而且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仍需共住共事，因此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而我们这群人，是没有血缘关系，是没有任何情缘关系，就聚在一起，相对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挑战性，也很高。
所以往往有些人跟我讲：为何到了僧团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人际关系这么差？想当年，我在办公室跟人好得很，在学校跟老师好得很，跟同学好得很。我就说：那是不准的！其实那些办公室的同事，来这边出家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有紧张的人际关系。因为你们在办公室、学校或宿舍，没有那种从共住到共事那么绵密的关系，并且那是一种利害与共的关系，因此没有这么紧张的，没有那么细致的。纵使大家个性不同，不以为然的，保持距离就算了，也不需要正式的拗上。因此我们试想，我们跟自己的姊妹相处，会不会吵架？夫妇相处会不会有很多的口角？我们就知道这一群人在一个「常住」（寺院）里面，又局限在一般性的执事之中，还想要在其中培养陶炼他的恢弘的心胸，其实是要经很大的考验才行。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僧团之中，很奇怪的，就有时候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就不愉快起来。试想我如果做一个世俗人，为了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我会不愉快起来吗？可能我不会，因为世俗的生活步调太忙碌了，我很多事情跟着要处理，难道你能够一天到晚想这个事情？甚至于有的人，在家里跟先生有严重的口角，出来擦干眼泪，还是要赶快上讲台去教书，或者要赶快面对办公室的很多工作。因而很多事情不知不觉地，不是真正处理了它，而是就让它这么过去了：没有心情去处理这些事情，纵使它留下来了很多生理的，或心理的伤痕，但还是得过下去才行。
然而僧团的生活，就是要让我们很真诚的，面对我们的内心，或了解我们内心软弱的部分。在时，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一点脸色、一些尖锐的言词，马上就会产生比较紧张的关系。因此，在这里呢，大众都是自己的一面照妖镜，让自己终于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多地方，非常的尖锐，全身都是棱角，面目可憎。因为别人不满意我们，经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言词干犯人家，或者我们的表情不屑干犯人家。我们就强迫自己要改正，不然在僧团，就会变得很不受欢迎，会跟大众无法相容。所以，在这样执事时间中，会给我们相当多的时间去起烦恼，不会让我们说，事情过了，没有时间去起烦恼，而继续过下去。于是我们就有很多时间，去想这个问题，去钻牛角尖，也因为这样，我们透过这样的考验，让事情不只是单纯的事情，而能够内化成为自己反省的力量。
我们看得到在僧团中，真正磨练过能够磨练到成功来的人，那真的是顶天立地。他对于人或人际的很多问题，会比较懂得以圆熟的方式去处理，比较会以充满着悲悯的心情待人。如果磨练不过的，那就比较麻烦了，可能心胸就会变得很狭窄，天天都在鸡毛蒜皮中打转。这个时候，如果有比较良善的制度，或有同道好的劝谏，这种历练，对每一个心性的成长，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刚才讲这一点，并不纯粹是负面经验，反而觉得没有相当大的勇气，没有办法经过这层考验。
因此在现代台湾很多人，没有办法在团体中相融，于是纷纷出去住公寓，住茅棚，美其名说我这样比较安静，比较好修行，其实修行修的是什么？修的就是调整我们的身业、口业、意业。身、口、意业怎么调整呢？我们怎么知道心里想的对不对？表现出来的对不对？别人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佛法讲戒学、定学、慧学，戒学要先，如果没有戒学的基础，就光是盘着腿禅定，有时候因为心念没有调整过，言行不端而没有经过大众的调整，直接就上路去修禅定，往往修出来的是邪定，不是正定。或者有一些境相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克制自己。所以为什么戒增上学摆在前面？为什么大众团体生活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磨练，因为只要是健康的僧团，在大众中磨练，往往是大冶红炉，每个废铁废钢放进去它也都熔，熔出来就是纯钢。
僧团之中经过磨练的人，只要得挨下去，在大众之中，能够调整自己的身、口二业，往往他出来都是一个受到群众尊敬而欢迎的人。他很细腻的体会到：哪一句话会伤害到别人；同样一件事情，他可能会用非常温馨的方式告诉别人。这都是因为他曾经也受过修理的，才能如此。反之，则他一句话出来，人家可能就会很反弹。这时候绝对不能认为说，你太多心了，因为确实他讲的话伤害别人。不相信的话，哪一天别人用同样的话丢他，他可能也会开始起烦恼。就这样慢慢去学会所谓的慈悲，所谓的善待众生。我觉得这个出家经验，对我个人来讲倒是一个很大的助益。
三、两性的权力结构问题
第三个谈两性的权力结构问题。在台湾社会确实是女性出家人比较多，它也算是非常奇特的。曾经也有记者调侃我们，用一些煽动性的语气说，这些人是不是因为失恋了，离婚太多啦，想不开啦，对现代社会环境适应不良啊，我想如果问题这么单纯的话，那么男性为什么不增加？因为男性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就现在残余下来民法的痕迹，我们也看得出来，对女性并不公平。传统家庭伦理，对于女性角色所担负的责任，向来也是倾向于偏高。以一个现代女性，比较有自主意识，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来讲，不见得都愿意过这样子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女性有很多人出家，我倒不觉得是这些记者所调侃的问题，就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来看，大部分都还是女性的自觉。他们愿意摆脱家庭制度，愿意过非婚姻的生活。如果她有宗教信仰，她也愿意过这样的出家生活。其实大部分女众出家很多都是这样。
在僧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表现，其实女众是很强的。女众不但担任各道场的基层工作，我们试看很多道场本来是男众道场，后来不得不变成男女都有，为什么呢？起先也许这个比丘确实要维持比丘道场的纯净，可是他少了很多老妈子，没有人帮他擦地板，没有人帮他煮饭菜，，那厕所脏了要命，于是不知不觉，他也会乐意有一些女徒弟。所以基层工作大部分都是女众在担负。女众本身也比较有先天的母性倾向。所以很多信徒反而比较乐意接触比丘尼。
比丘在传统价值观中，不但是原来的男性沙文主义，再加上到了僧团以后，又端出很多男性戒律里面似是而非的观念。除非是谦和的、有自省能力有智慧的比丘，不然很多放不下身段，也容易让人不乐意亲近。所以女性在台湾佛教的崛起这绝对不是偶然。你试问很多信徒，他乐意接近女众的法师是为了什么？他们会感觉到女众比较可亲。
再来就是，女众在台湾佛教的权力机构之中并没有站很重要的地位。好象女众也不是很在乎这些事情，从来也不没有介意说佛教会的体系里面为什么女众分配名额不匀，为什么女众没有担任理事长之类的？这个可能不是他们所计较的范围。但是她也并没有被严酷的箝制。就是因为佛教没有权力集中的中央教会机构，因为它不是金字塔型的。佛陀时代，每个地方的僧团有它内在的民主，僧团与僧团之间有互相的交流。但是僧团与僧团之间没有再结合成为更高的权力组织来统辖僧团与僧团。这样的松散组织一直沿袭到中国，等到中国因为有教难，比如说当时很多知识份子排斥佛教，想要征收庙产来做学校，很多的异教徒要侵犯佛教，政府的官员觊觎佛教的财产，这时候佛教为了自保才产生「中国佛教会」。
这种佛教会的结构，表面上是金字塔型，可是它权力不是由上而下的，它是由下而上的。所以这样的松散结构它没有直接指挥寺院，而让寺院必需照它这么做的权力。因此这样的结构也导致佛教，说难听是一盘散沙，说好听就是说比较有大家的自主空间。固然也会产生卢胜彦清海之流的，来扰乱社会的视听。可是同样的，也比较没有内在的迫害，没有因为由上而下达的权力迫害。总是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太过集中到金字塔型的，它容易僵化、保守。僵化保守的体制经常都是先为既得利益去维护，或者既有的观念去维护它。很难去创新，接受新观念。
当我们看到原先佛教很多人羡慕天主教的组织严密、动员力强。但是现在相反的，很多天主教的人，也许他会羡慕我们佛教的女众出家会有蛮高的地位，相反的，他们到现在还是为女性能不能晋铎或封牧在争吵不已。甚至于只要有哪个教会比较开明，想要让女性晋铎，就会立刻走光很多教徒说他要跑到另一个比较正统的，还在维持男性晋铎的教堂。可以看的出像金字塔型的结构它确实在保守僵化的源头，佛教它因为基本上是松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女众叫法师有什么不可以，男众叫法师，女众也一样叫法师。男众叫和尚、大和尚，女众叫和尚尼，它并没有特别对女性名谓上的排斥。
职位上有没有特殊排斥？没有特殊排斥！到现在中国会的权力结构并没有规定女性只能够怎么样，女性不可以担任理事长，它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是大家自然选出来的是男性而已，这里面其实也包括女性不太热衷权力。她不太热衷跑到权力中心担任最高领导者的职位。所以一般来讲权力斗争、权力倾轧，女性参与的人不多。也许女性她顶多是说，因为都是在执事的局限中，局限了她的眼光，局限了她的心胸。所以有时候难免心胸狭隘、境界不能广远，老是在人际关系中打转的，这个才是比较属于女众的问题。真正来讲，运用权谋去做倾轧都是女性不参与的。
所以大体来讲，女众在台湾还保持社会上或者教界中人比较大的好感，有时候也是这个原因。这些女性们因为没有婚姻的羁绊，再加上没有教团社会力的压抑，所以她的创造力显然是非常的增强。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女性在佛教中是女强人，她可以独当一面的建寺院、照顾信众、教导徒众，做一些其他社会的公益事业等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女性她没有受到这些外在的世俗规范箝制的时候，其实她表现出来的活力是很惊人的。
另一方面可以回过头来探索，在佛教部分是怎样看待两性关系。在佛陀时代本来只有男性出家，只有男性出家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印度社会里面，出家的不只佛教，也有其他宗教。出家的生活也不是说有一个寺院，大家舒舒服服的住在寺院里一辈子，它不是呈现这样安定稳定的生活方式。沙门是什么？沙门就是经常行脚游方的，他到处游走，居无定所，他可能在树下坐一个晚上，可能在冢间坟墓边坐一个晚上，在旷野中坐。这样的生活，试问女性怎么适合呢？在当时治安不像现在这么有效管理的社会，事实上连男性出家有时候在旷野中，我在戒律上还看到，连有一次一群比丘经过旷野还被强盗抢劫，抢劫之后把他们所有衣服剥光，他们只好光着身子跑到村落去跟人家借衣服。那可以想象这里面是有风险的。并不是我们远距离去看，很美喔，一切都放下，很自在。不是这样的，他们要受很严酷考验的。
当时一般宗教沙门中也没有女性，所以当时佛陀的姨母想要考虑出家，要求佛陀度她出家的时候，佛陀是沉于考虑，而不愿意接受的。于是很多人借这一点大大发挥，认为佛陀歧视女性。甚至于阿难看到不忍，劝佛陀说度这些姨母们出家，姨母和他原来的妻子，和一些释迦族的贵族女性。当阿难劝佛陀度他们出家以后，佛陀终于答应他们出家，那这笔帐等到佛陀灭度以后，还立刻被大家算了一番，认为他当年劝说佛陀度女众出家是一个过失。当时阿难也是很诚恳的跟他讲说，我在这里面看不到我的过失，但是我因为尊敬而信赖你们的缘故，我愿意求忏悔。
可以看得出来，女性出家，佛陀的胸襟不见得是歧视女性，可是这个一群在印度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弟子们，是不是每个都有智慧看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实在未必！以佛陀的教理来讲，佛陀已经讲众生平等，论护生、对众生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其实我觉得佛教已经讲到最高点了。它可以对于蝼蚁、小昆虫都珍惜他们的求生意愿，所以尊重而承认生命的平等、命运的本质。因此它在表现之中，它对于印度非常严酷的阶级意识都要打破，不管你是贵族或是贱民，你来到僧团之中，一律平等。它可以到达这样的一种贯彻实施的方式，试问它怎么可能践踏女性？纵使再被歧视，也不可能贵族的女性比贱民的女性还不如，何况当时在印度的社会价值观，也还不会到这样蛮横的程度。印度的贱民，甚至于贵族跟它碰手，都不可以碰的，像这样强烈程度的种姓阶级意识的风尚之下，佛陀仍可以接受贱民出家，所以不可能歧视女性，乃至女性还不如贱民，不能出家。
以教理来看，以他对于种姓阶级意识的处理方式来看，我不觉得他会有任何歧视女性的意向。顶多我想他会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安全的问题，女性担负这种行脚游方的生活，要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安全问题。这确实要杀费周章。如果因此要让男性的僧团跟女性的僧团结合，那又像什么样子呢！因为毕竟僧团就是修梵行，要独身的，纵使彼此没有事情的话，也要避免外界讥嫌，怎么可能男性僧团与女性僧团共住同行呢？如果不共住同行的话，试问女性的安全由谁来保障的？我想其实这需要很大考虑的。
在印度不可否认，它是非常残酷的重男轻女社会。在古印度常会看到丈夫死亡而女性殉葬的事情，直到英国殖民依然存在。后来英国政府下令禁绝，虽然如此，民间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印度的婚姻是买卖交易的方式，可见他们女性的地位是极端的低落。在这样的印度文化之中，耳濡目染的这群佛弟子们，它不见得能够了解众生平等的精神。
等到佛陀带领他们，佛陀是男众，当然生活在男众僧团之中，至于教导女性的义务是分摊给这群比丘们，因为比丘们先进来嘛。比丘两个人以上结伴到尼众地方去教导尼众佛法，教导尼众戒律的生活，大体是用这种方式。所以经典的记载，不幸都是在男众的手里完成，男众听到的是属于佛陀对男众的教导，而非佛陀对女众的教导，所以经典里面呈现的都是男性的修道世界。偶尔触及到女性的部分往往都会用比较贬抑的态度。这种贬抑的态度可以理解的是，当佛陀面对的是一群男性，要他们要远离异性的时候，他可能强调异性的可怕，让他们打消对异性恋慕的心情。这在西方的宗教，只要是独身主义的宗教，大部分都有这种倾向。其实这只是教育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佛陀对女性讲，未尝不会讲男性的可怕，尽量远离对异性的憧憬，或错误的恋父心态。我想这会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发言权抓在男众的手里，记录经典也是男众在记录，所以呈现出来的也是几乎一面倒的批判女性、压抑女性。
时至今日，很好玩的就是在台湾社会大体来讲，女性她是不可能被压倒的，我刚刚讲过，没有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所以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压倒女性，女性可以很自由的发展。顶多是有些男性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些比丘们他们可能会特别去抓印度古老典籍里面某些片段专门来压抑女性。这些比丘在我观察起来，大部分反而都不是真正能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的人，也就是说在佛教界真正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所谓大师级的那几个人，他们大部分反而非常尊重女性，而他们的起家，如果没有女性这个因素的话，也几乎不可能成就。包括佛光山在内，星云大师到泰国都一直鼓励泰国的寺院赶快重新剃度女众，建立女性僧团。他就深深了解女性的创造力，女性的好处。
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太得志的人，他们往往去拾一些古老的、似是而非的教典语言拿来大大的批判女性，夸张男性中心主义、比丘中心主义。但是其实在佛教来讲，当然这个江先生上次也讲过，我对他们做蛮多的批判，这个批判来自于他们言论太过过分，比如说，我会体会到对一个修道人应该要谦和，所以我个人行为上，我对任何比丘都非常尊敬，任何比丘我都愿意跟他顶礼，在我的心理，我觉得我其实对任何人都愿意尊敬。如果他跟我相处，他的某一方面的位阶比我高，另一方面位阶比我低，我宁愿尊重他位阶比我高的部分，而不愿意用我位阶比较高的部分来对待他。我觉得这是一个修道人应该有的谦逊心情。
但是后来我跟这些男性起反弹，会写一些文章批判他们，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奴性教育不可以增长，我曾经看过一个女性比丘尼写文章充满着自怨自卑自叹的口气，把自己讲的一文不值，把女众讲的一文不值，包括女众是祸水啊，女众心怀妒忌，女众所在的世界，世界就不平安之类的话都出现。我深深感觉到这是奴性教育的成功，当男性挟持着他的一种比较容易受到社会尊重，也受到佛教社会的尊重，以这样的身份不断的发言，而且又发言错误，那么这个奴性会有很多人都接受到他的误导。所以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比丘尼相当的自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这种一无是处的感觉绝对不叫做谦卑。我想大家读过心理学应该知道，真的有自信心的人他才会谦卑，至于没有自信心的自认卑微的那种感觉，往往是一体两面，他表现出来的另一面就是自大。
所以女性僧团，我刚才讲「婆媳原理」，也许有些女性可以对男性非常的恭敬照顾，但对女性的徒弟就颐指气使也不一定，她是弱者，但是她可以踩比她更弱的人，这不叫做谦卑。相反的，我并不认为我修养很好，我不认为我是逆来顺受的人，可是自问我十几年来在僧团生活中，我从来不欺负弱者，也许我对于强者还可以跟他硬碰硬，可是对于弱者往往我比弱者还软弱。我觉得不是我修道境界高为，因为我觉得我心里面没有什么需要补偿的部分。我不觉得我受到压抑，需要迫害别人。某一些女性非正常的修道生活，我觉得对她是不好的，对修道长远来讲有影响。那对于女性僧团代代的教育传承来讲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我曾经看到一个男性公开的写文章，竟然要求女性天天要背「八十四态」，印度就有这种无聊男子，写出《大爱道比丘尼经」》。我就不相信那是佛陀讲的话。因为那里面竟然有佛陀告诉弟子说，女众所在的地方就会发生兵灾、战祸，女众所在的地方就会泉池枯槁、山林焦烂，女众所在的地方坟墓的死人都会跳起来。除了我们认为佛陀精神有毛病，不然怎么可能讲出这些话来！这样的经典一看之下，就知道是印度文化的产物，他们竟然拿来当作他们的教材，大大的宣导，要所有的比丘尼都阅读它。于是很多比丘尼听了他的讲经录音带以后，竟然真的自惭形秽不说，大笔大笔的掏钱，不断的助印，然后送给各个比丘尼的单位，让比丘尼免费听。那是一个连锁的贩卖思想系统，所以我觉得非常不以为然。
《大爱道比丘尼经」》集中的八十四条说，女众有这些丑态（那些丑态有些男性其实也有），有些则是不正常的心态，比如说「女众坐喜喝狗」！认为我们尼众坐下来没事就喜欢喝那狗，有这种事情吗！尼众真的会这样做吗？根本不可能嘛！所以那简直是集无聊于大全，无聊于一身的八十四态！这个比丘竟然可恶到竟然要女性每天背一遍！而且他还在佛学院担任教导女众的执事！师长的执事。我为什么会抗议就是这样，我后来写文章批评他们，我说世界各地，古往今来，只要是修独身主义的宗教，或多或少都基于修道的理由而远离异性的教戒。因此如果你们男性为了要远离异性诱惑，而天天背八十四态，我随喜功德！如果竟然要女众来背来奴化我们的思想的话，我会坚决反对。
我说，如果女众这么忙碌，天天把自己的心念拿来念佛念法念僧，念光明的世界都来不及了，在心理学上来讲，你的心灵境界经常停留在光明的快乐的那一面，对于你本身的活动绝对有帮助，所以宗教心理也是这样。为什么佛法说念佛，念佛不是等着佛来救我，念佛是让我们以佛陀的光明面、智慧面、慈悲面，来取代我们的贪念、瞋念、痴念。也就是让我们心念转化，于是境界转化的一种工作，它是有这种心理学的意涵在的。因此我说宝贵的时间不拿来修戒定慧，念佛法僧，竟然拿来背八十四态，那存心是要让女性不断激发自己的自卑感。当自卑感出现之后，试问她怎么以正常的人格心态出现？来好好的修道呢？修道怎么会没有发生障碍呢？
我们看得到国外有些对模特儿的训练，让她在镜子前面强调自己哪一部分非常美丽，我的眼睛非常美丽，我的鼻子非常的高，或者虽然自己下巴短一点看不到，可以说可是我脖子非常修长。为什么不断去暗示自己的好处？难道是自己臭美吗？这样锻炼模特儿其实是让她充满自信心。当她自信心出现的时候，她魅力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这样的方方式去教导一群笨蛋的尼师，这样的结果会是怎样呢？就是这群尼师真的是受到中毒，自认为自己就是污秽不堪。
曾经有一个我的学生，她很好玩的是，她劝一群比丘尼阅读我的书籍，因为我的书籍有批判他们的部分。结果那个比丘尼一听到就讲说，啊，昭慧法师连比丘都不知道尊重了，她的书还有什么好看的？这些话都是出现女性的口。但是我会不会恨这个女性呢？我不觉得，我当然觉得男性要负责任。我觉得历年很多女性社会，当女性沦为弱势的时候，欺负女性的都是女性，男性很少自己亲手欺负女性，都是假手女性来欺负女性。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女众连看都不想看，就排斥，我也不是一定要他们看我的书。我只是觉得很可惜，他们没有一个机会听到另外一面声音，就不想要接受，以免中毒。那这样一种保守心态是怎么养成的？是她自己极端的对自己免役能力信心不足所产生的。这是长期奴化意识，让她自己觉得很卑微就容易造成这样的局面。
所以当我这样写文章给佛教一个杂志的时候，当然这些男性是很反弹的，他们反弹时也对我做一些人身攻击。当然对于这些人身攻击，我是不以为意。后来我就举一个例子讲人性的问题，我写一篇文章针对他们一些错误观念再提出来，让他们刊登。他们起先想要赖皮，因为我文章写到你们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我说不以为然，因为你们对我是如何如何，失去了分寸。后来这个男性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跟我道歉说对于人身攻击部分愿意跟我道歉，但是文章呢，因为我们编辑委员会讨论过因为太长，因为如何如何，恕我们不能刊登。后来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自己奋斗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是很介意人家要不要跟我道歉，因为你做的事情经常都是硬碰硬，被人家骂本来也就自认倒霉。那我今天介意的是，你为什么站着这个地盘，你用僧伽的名义，站着僧伽公有的地盘的杂志，然后灌输你一面的歧视女性的意见，当我的文章出去我不是打倒你，我只是要让女性或者读者听到另外一面声音，你为什么要箝制住我？不让我的声音发出去，那你对我私底下的道歉是没有用的。
所以后来我跟我一个朋友的律师商量，那天晚上，开会完十一点多回来，我就很快写一封信给他说，你的道歉我接受，但是你的处理方式我不能接受，我想请你们依以下两种方式考虑处理：第一个就是请你们一字不改的照登原文，依出版法第十五条，这招是跟李敖学的。第二个，假使你不刊登的话，你把你们对我人身攻击的语言全部摘录下来，给我在一页上公开跟我道歉。其实我只是丢难题给他而已，我并不想他公开跟我道歉。第三个，如果没有在某月某日以前照着这样做的话，那我就依出版法第十五条，还有你毁谤我的人身攻击，我直接诉诸法律。我说你们不要老是跟我来这套说「僧事僧断，不假手白衣」，因为僧的无能，所以不得不假手白衣。我这样丢出去这一封信之后，我传真出去，那时候是半夜了，我没有想到那位男性就在电话那端，结果他半夜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谅解他们，他们还是愿意刊出。我心因为一软又答应下来，答应自动愿意减除一部分的篇幅。后来有一次台北市第七号公园，爆发园中杨英风教授雕塑的「观音像」要遭人迁移事件，我参加佛教团体的绝食抗议，终于挽回了这件事，「观音像」要未被迁移，大家正在庆幸事情圆满落幕，唯独之前撰文攻击我的那个人，又「报私仇」写了一又臭又长的文章骂我，而这篇文章居然比我先前那篇文章还更长，这时我才发现我又上了一次当了。
我讲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说，我在这么久以来，我感到人格的健全很重要，先不要讲很高境界的般若涅盘，那是要等到人格健全之后更上一层楼的境界。如果当人格不健全，你是不可能达到那个境界的。其实人格的健全，多半来自于对自己有信心，这种自信心的培养，是从小一直到家庭、学校、社会，乃至于到僧团之中，都需要的，绝对没有说哪一个阶段不需要。我认为孔子所说的「色厉内荏」，是真的很对，我们人类社会有些小人往往「色厉内荏」，就像刚刚我提到过曾骂我、骗我那些佛教男性，平时光会对我们佛教女性很凶，百般挑剔，但我也讲白一句话，这些人，真的面临到人家欺辱我们佛教的时候，哪个敢站出来？不过关起山门做皇帝，专门修理我们佛教弱势的女性而已！──我敢讲这句话，我也吃定他们，就是因为我早已知道他们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当我写一篇文章过去，他们可以置之不理，我便发动更大一群人，去跟他们抗议，告诉他们一定要刊登，不然我会继续抗争，直到他们更正或认错为止！
这种心情也是我从「护教」中得来的经验，护教中经常发现到很多社会人士，媒体记者也好，文人雅士也好，他对佛教僧尼之所以有意无意就要糟蹋一下，因为他吃定了佛教僧尼是不敢讲话的。如果僧尼一讲话，他就认为你不像高僧，认为你没有修为，贪瞋痴怒，我告诉他们说我不是高僧，你不用高僧这套方式来局限我，我只是讲人权，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另一个人。你不要告诉我忍辱，一个欺负别人的人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忍让他嘛！你只能对你自己欺负行为痛切的反省。我要不要原谅你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你不能要求我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后来这些社会上欺负佛教的人碰到我很头痛就是这个原因。
我也去体会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先被人家…，我曾记得蓝吉富先生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法师你也顾虑一下你的形象嘛！我说其实我们老是被要求要顾我们自己的形象啦，而所谓的形象，只不过是社会人士似是而非所认定的我们出家人刻板的形象，也就是要心如古井无波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啦，换言之，任何修辱加到身上，都能如如不动之类的无理苛求。当然我个人我可以较无所谓去面对这一类的无理苛求，可是当我了解一个宗教师，会因别人对我们的刻板印象而影响到我们的教化工作时，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个人形象的问题。所以我跟蓝先生说，如果要我照着社会所要求的形象塑造我自己个人性格，倒不如在佛龛里供给人家来拜好了，那不是一个有自主性和有自己性格的人，我不可能那样做的！
其实一个宗教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宗教应是自己知道的。当然如上面这样的猛药，是不是每个宗教师也该效法我呢？倒也不一定。我只是说在非常的时候，也应有一些非常的作法。以致于有很多人认为，从文章上看到我好象都很强悍，真正看到我却吓一跳，怎么跟文章上的你不一样？从文章上的印象来推测，好象我应该是个子很高、很粗、很胖的，谁知刚好相反！所以会有一时转不过来的错愕感觉。问题在于，我的性格在这样发展中有没有受到伤害，我并不觉得。从僧团再跨越到护教活动中，我个性并且因而产生很大的扭曲。相反的，我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要去除的，都是有关社会对我们长久以来的偏见或固有的成见，所以以下一点，就跨越到第四个领域，谈谈所谓的「社会歧视的社会教育」。
四、社会歧视的社会教育
面对社会的刻板印象，要去纠正它，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我们现在的资讯可能已经前一秒钟在台北，下一秒钟发讯到加尔各达；可是我内心里的观念要影响到对方，可能要十几二十年的事情，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何况这是社会的一种共业，即社会以累积太多对我们佛教出家人不以为然的观感。当我面临这些观感的时候，我最妥善的办法，就是我们佛教出家人要很理直气壮，不能瞻前顾后，举止犹疑，也不能只为考虑要维持自己的形象，刻意装出温柔和蔼、有修为的样子，表示自己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如如不动的出家人形象。不错，象样做，个人可能会受到赞叹，可是整体和长远来讲，我认为这对僧团在这个社会地位的改善，帮助不大。
事实上，以我这些年奋斗下来的成效来谈，对佛教僧团在这个社会地位的改善，的确成果丰硕。但因今天的时间有限，不好意思再讲这么多，所以我倒是愿意先提供「出家经验」这一部份，因为那是我自己亲身体会的，彼较容易掌握。至于「护教」和「护生」的过程，虽很艰苦，但限于时间，可能无法为各位一一细述。
在回到本题，之前的那些教内的偏颇观念和做法，使我体会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有些人会常流露出「色厉内荏」的性格？其实很多时候虽他对你凶，但只要你比他有理就不要怕他。因当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他才会怕你。其实也不是要他真怕你，而是要坚持不能屈服于他的淫威。我们常看到有些声音很大、很凶恶的人，如果他的立场不正、抄操守有瑕疵，他的凶恶就不能持久。要是能某个关键点上，让他真正感觉到痛的时候，他的低头或转变，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有时候在从事社会运动或社会关怀时，真正要的坚持，就只是这一点韧性和毅力而已。如果你本身怕什么，那个你怕的地方就是你的痛处。好比说，我不要财，所以钱财不是我的痛处。同样，不要权力，所以权力也不是我的痛处。那什么是一般出家人的痛处呢？就是过于要顾出家人的形象！然而一旦你太在乎所谓出家人的形象，这一点就成了你的痛处。可是尽管你一直顾及出家人的形象，如果和别人争论时，只要你讲的没道理，对方早就把你打死了；就因为你讲的有道理，他没有办法反驳你，只好转移焦点，改口说，「你这个出家人没有修为」，「一点也不像出家人的样子」。充满着贪瞋痴毒。用各种方式来修理我们，就我们一个出家人的形象来修理，这个时候你只有如如不动。当你如如不动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没办法对你下手，到最后到就无计可施。曾经有人用各种方式，甚至用黄色的来影射我，那是用很卑鄙下流的方式在公开媒体上，只因为他羞辱佛教，结果他自己被我讲的无话可说。无话可说之后他就用各种方式修理我，后来我只好要总编辑交出他的真名来，我诉诸法律，最后那个人不见了，总编辑也不交出来。可是总编辑起码收敛了，从以以后不敢再让那样的文章出现。如果纵容他吗？最起码遏止他恶性的行为，其实这样还让他少受一点果报呢！这不是也是一种慈悲吗？
所以佛教的智慧、慈悲，所谓的忍辱，所谓很多的，今天没办法一言道尽，可是那些境界都是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在后面就会产生许多后遗症，我想今天呢，谈来谈去也只谈出家经验，事实上社会关怀部分里面有很多理论的结构，我也没有办法在今天这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想总是要留下时间，让大家有问题可以发问。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双向沟通的，所以就先讲到这里。请大家原谅！谢谢！（热烈掌声）
○ 主持人江灿腾教授：
这次清华大学人类社会研究所「两性研究所」，委托我代为邀请当代台湾佛教界著名的释昭慧法师，来到本校为我们报告〈现代比丘尼的出家经验与社会关怀〉这一主题，昭慧法师应是最适当的人选。看到在场来了这样多的专家学者，我们可以预期今天的这场演讲，将是既精彩又热烈的！
首先，按照惯例，我先为各位介绍昭慧法师的经历：她原是缅甸的华侨子弟，八岁那年（1965），为逃避当地实施共产主义制度的统治，随家人来台定居。自此在台湾受教育和融入台湾社会的生活。她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员数年，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后因机缘成熟，便舍教职出家为比丘尼。初期是在台湾佛教的传统僧团中生活和历练。其后，因接触一代佛学大师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内心有高度的共鸣，便转往印顺法师的门下，继续深造，获益极大，影响深远。此一思想的改造和佛学知识的积累，使她有能力代表台湾佛教界的比丘尼发言。特别是她能配合台湾近十年来的社会脉动，在环保、佛教女性议题和生命关怀各方面，积极投入，成效显著，因此使她快速成为具有全国声望的台湾现代比丘尼。
其次，我为各位谈谈和今天主题相关的现代比丘尼的特殊意义：各位要知道，古往今来，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亚洲其他国家，都没有像台湾这样──比丘尼的数量如此之多、对社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因此台湾现代比丘尼的这一现象，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宗教现象，特别是在佛教里。为什么能如此呢？这是因为台湾比丘尼的人数众多，并且素质好，水准高，对社会的影响力强大；还出现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在许多领域获得社会高度的成就，并深受各界的高度肯定，因此才有这ㄧ世界仅见的「台湾经验」。
回顾过去，台湾无论是在清代还是日据时期，一般宗教的知识水准都不高，而女性宗教师也常遭台湾社会轻视。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在台湾许多社会的领域，都有杰出的现代比丘尼出现：例如创办华梵大学的释晓云法师、主持慈济功德会的释证严法师、在台大哲学系教书的释恒清教授、以及今天的主讲者释昭慧法师等，都在社会上都拥有高知名度并受到相当肯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演讲，不只是讲一个单纯的女性出家人的心路历程而已，它实际上跟我们台湾社会近十几年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她！请她为我们演讲！
○ 主讲人释昭慧法师：
承江灿腾教授的代为邀请，很高兴来到贵校的「两性工作研究室」，为在座的专家学者，做此演讲。我今天要所讲的题目是〈一个现代比丘尼的出家经验与社会关怀〉。不过，邀请之初，当知道要讲这个题目之后，我一度略有犹疑，心想：届时，这可能不是一个演讲或座谈所能够完整陈述出来的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特质，──例如我自己的性格特质就是：谈一件事情，大部分不只是叙述事情，可能我都会分析一下内在的结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较多的时间来谈述，内容才会比较深刻。如果限于时间不够、讲不完整，听者和讲者之间，就可能无法有高度的共识；有时甚至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这种情形，是我不愿见到的。
也因此，今天在这里，于各位专家学者得面前，要先谈主题的前半部──检视我自己的「出家经验」，我想只针对其中几个结构性的问题来谈，相信可使议题较能掌握。等前半部讲完，如果还有时间，我再来为各位谈谈主题的后半部──「比丘尼的社会关怀」，讲的方式和内容，也比照前者办理，即──只针对其中几个结构性的问题来谈。底下即展开说明：
导论──生命经历简介：
我于一九七八年出家。在此之前，参加过一九七七年台湾南部佛光山举办的「大专佛学夏令营」，那个时候我才大二，算是正式接触佛法，也正式接触出家人。正式接触的印象，会跟自己在一个非宗教的传统社会里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所谓「完全不同」是：自己对出家人已经有个定形的想法，认为出家人应该是很失意的，必然是因为失恋，才在「空门」中找寻生命出路的；或者是很有挫折感、很消极、很颓废的，是因「看破红尘」而遁世的。可是去到山上，看到那些出家人，我不免感到耳目一新：她们个个能言善道，又非常和善，非常进取、乐观，那种与想象迥然不同的观感很冲击自己，所以也就比较愿意先放下成见，听听她们到底在讲些什么—老实说，原来的心情只是去渡假而已。
在这样听闻佛法的过程中，才感受到：佛学的领域确实是浩瀚如海，智慧深广的，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烧香拜拜、求签掷筊这类的民俗行为。可见得我们的传统教育在训练青少年与知识份子时，业已在做宗教偏见的「洗脑」工夫；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假使没有特殊因缘在私下接触不同的宗教讯息，我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就承袭这些传统的偏见，于是对宗教的强烈歧视，会不知不觉烙印成我们的心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出家以后会极力投入「护教」运动的主要原因—我感觉到：如果我们对宗教师或某个宗教的领域有了偏见，这时候，纵使这个宗教的领域有很多人生智慧，我们也会因轻慢其宗教师的缘故，而不屑作深入了解，不屑于听取这些对自己有所助益的智慧；这样，对使令众生从佛法中受益的弘法功能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妨碍。
我满怀着理想出家，愿意作一个专职的宗教师。那时我并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我的成长背景一直是很顺利的。父母有四个女儿，我是老二，父亲最疼爱的就是我，他几乎已跟所有的朋友说，他老了最期望跟我共住。父亲原在缅甸经商，非常有钱，民国一九六五年，为了回到台湾，他放弃了所有的财产—那时缅甸施行社会主义而又涌起排华风潮，所以他要回到台湾，就必须要在居留而拥有财产或移民而放弃财产之间作一选择。在这种排华运动压力之下，他宁愿放弃财产，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那时候外汇管制甚严，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破釜沉舟，回来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可是大环境的变动，并没有影响我本身快乐的童年。生活中有父母呵护，学业有姊姊教导，回台湾后，从小学三年级读起，虽已不具足所谓的「侨生身份」，但是以一个本地生的身份，高中、大学都非常顺利地考上了。所以就出家以前的经验来说，没有所谓的挫折或打击。很多人以为：我们一般出家是因为世间的事情有忧苦，想不开，而事实上，就成长的环境来说：出家以前，我一帆风顺，生命中没有什么忧苦的经验。
刚到道场出家以后，才开始体会到一些忧苦。而这些忧苦不是来自于对佛法的失望，而是来自碰触人性的软弱，与中国威权文化在道场中根深柢固的力量。这十几年走下来，到现在（一九九五年），僧腊已有十七年了，眼见着佛教从衰而盛，眼见着佛教僧尼社会地位大幅改变—从受到歧视到受到尊敬，对于佛教这段历史，自己不断亲身投入，而且也亲眼见证。当我刚出家的时候，很多识与不识都会抱持着一种很怜悯的态度，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个样子出家很可惜，什么事想不开啊？」到现在，反而都会向我说：「你们这样子很勇敢！你们这样的选择真伟大！你们比我们想得透彻！」
同样一个身份出现在人群中，十年前与十年后，博得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这是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当然，在这个遭遇中，我，作为一个佛弟子，自是希望佛法能够长久住世，也希望能够以佛法的智慧来影响社会，影响人心。所以应该怀着忧患意识去检视：为什么佛教过去在台湾是衰微的，如今在社会上又受到肯定？还有，过往我生活其中的道场，有甚么样的错误与盲点？从错误中记取教训，不但对自己心灵的成长有所帮助，也可能得以帮助教团成长。
所以用这样的心情去检视出家经验，也许我提到的是一些负面的生活经验，但那并不表示教团里没有正面的事物，如果没有正面意义的存在，我就不会留在僧团直到现在了。教团里面有很多慈悲的面向，很多师父默默在做人间关怀的工作，一般的教友，都比较对世间、对人群充满着谅解与同情，这都属于好的一面。在我的出家经验里，我愿意以自省的态度，提到几个深受文化影响而非来自佛法影响的问题点，这几个问题点使中国佛教僧团难免呈现某些负面效果。
以下就四点来谈述它。
一、金字塔型的威权结构
我出家以后，首先感受到的忧苦就是：我们经过大学民主教育洗礼的年轻一代，大体都会被训练得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课堂上的师长也会训练我们表达意见，以利于双向沟通。但是传统的僧团，它在中国文化长期影响下，已经变成强大的威权结构，不复古印度僧团的民主共议精神。印度的原始僧团，包括佛陀在内，他都认为他只是僧团的一员，他不自认为是教宗或教皇，他也没有建立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把自己安立在金字塔的顶端。相反的，他只是在提醒僧众，要依法而住、依律而住，也就是说：法治的精神超越了人治的精神。
（一）、寺院部分
当他涅盘的时候，弟子阿难问他：「佛陀灭度了以后，我们要以谁为师？」这也是一般人比较容易对领袖产生的向往依赖的现象。佛陀回答：「我灭度之后，你们就以波罗提木叉为师。」波罗提木叉就是戒律，佛陀的意思是：僧团的运作不要依赖所谓的圣王贤君之类的，有群众魅力的伟大领导者。相反的，僧团要长远持续而不变质，就要靠法治；至于是由哪一些特定人选去运作这套律制？这并不重要，顶多规定主持运作者须有公平公正的性格，并且熟悉戒律的内容，善能分辨法与非法，律与非律。僧团在时空的绵延中，总是有新人进来，有老人雕零，如果有律制维持着，透过公共的会议程序去决议重要事情及重要的执事人选，这样维持民主的运作，僧团就不容易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
这一套僧团制度，「橘逾淮而北为枳」，到了中国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早已建立宗法制度的家族结构。从殷商已见雏型，至周朝而齐备，建立了非常周密的一套宗法世系世袭制度，也就是有关于财产的权利的传承关系，一般来讲，它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而家族中又特别重视嫡长子关系的继承，这样的一种家族和家庭伦理非常强的国度，基本上它是一个父权社会，它崇尚父性的权威，这样的文化当它接触到印度佛教的时候，它虽然接受了佛教缘起的理念，佛教的因缘生法而促成现象界，这样的道理他们接受，佛教不认为有一个创教主可以创造世间，可以对人类施予特殊的恩宠或逞罚，这种无神论的道理他们能够接受。但是佛教就是因为讲缘起论所以它不会产生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它认为一切都是因缘生，所以没有一个人有权力拥有所有的因缘，所以当它的权力变成拥有所有的权力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危机，会因为他的野心或者他的眼光不足导致的错误判断，没有很多因缘激荡去思考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有这样的一种佛法自然会产生一种比较民主的体制。
我想一个教团的体制是跟它的教法有密切关系的。但是中国它可以接受这个教法，等到落实到人的团体的时候，它不太能够完全这样做，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于是在中国的教堂里面它产生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师徒如父子这样的关系，当然在印度师徒之间也要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因为师长必需要教导徒弟，徒弟也有义务要奉伺师长，但是师徒之间除了这层之外，并没有家庭伦理之类的关系，那种比较血浓于水的关系其实是不存在的。可是在中国它就在它的文化影响下，师徒的关系就类似父子，师兄弟的关系就类似兄弟姊妹，无形中它产生不是一种开放性的团体，它会慢慢变成封闭式的团体发展。所以在中国它慢慢产生非常多的子孙庙，它跟十方丛林有别，在中国后来虽然还保留印度僧团的民主精神有几个大的十方丛林，那时的十方丛林大体上还维持着选贤与能的制度，住持的选择有时是大众选，有时是外聘的都有，视情况而定。
但是除了几个大丛林之外，大部分都是子孙庙。子孙庙就是一个师父带领一群徒弟过一个类似家庭的生活，当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这样一种类似家庭伦理移植到佛教之中就是一个佛教很大的痛处。因为其实它已经违反佛教的精神了，佛教处理财产的时候，它是分的很清楚。财产有些叫「四方僧物」，东西南北四方，有些叫做「现前僧物」，有些做叫「个人物」，个人的衣钵总不能跟大家公用，除此之外，比如说人家拿来一篮水果，现前不管是谁来，不一定是住在这里的人，刚好有一个人行脚过来，那它就叫做现前僧的其中之一，那他就有权利接受这些，水果的几分之一。衣食卧具一切都是照现前僧来均分，他绝对没有我是这里剃度的，我是这里的嫡长子的关系，或者我是师父的某某亲信，他是没有这一套的。四方的僧物，比如说不动产，土地房舍，这种他规定都叫做四方僧物，也就是说这种是全佛教公有的财产。它并不是属于在这里蹲点的人的财产，它对于财产的观念就可以看得出是「公的精神」，非封闭式的一种精神。
那现在佛教会沦为很多人批评所谓的「山头」，其实它会因为子孙庙的扩大，如果它不是子孙庙，还保持着开放式的十方精神，那就无所谓山头不山头了。因为山头总是给我们感觉它只是封闭、只是壮大自己的。它跟佛教的其他忧苦是不相关的。它也许指重视它本位的利益如何而已。
我自己的出家经验跟这部份有什么接触呢？以致于我要谈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父权社会必定会产生父性的威权心态，所以师长普遍来讲除非有很强的反省精神，否则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会很容易希望小孩子呢，晚辈是乖顺的，乖顺的才是好徒弟，好学生，完全采取一种威权的教育。
这种环境中造就出来的，能够乖顺的，当然他在僧团里面会得到比较好的回馈，因为他不忤逆师长的意思。如果总是会有一点意见的，他会被师长当作比较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当然这里面是不是说有意见的就是对呢，当然我也不觉得。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错的。要怎么让一个孩子去成长，也就是说让他了解他的意见哪些是精采的？哪些是错误的？肯定他的精采部分，帮助他去理解错误部分而给他导正。这个其实是师长需要有耐心，需要不用威权心态处置，但是一般，我讲的不但是僧团，一般的传统父母师长也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小孩子就要「有耳无嘴」不要多说话。如果小孩子跟长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会跟你去顶撞，或者是忤逆，他的语词都会蛮强的，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像我刚开始常常被认为是忤逆的，或者是顶撞的，因为我会对师长的一些价值观不以为然。这些价值观一经过他讲以后，他希望我是正面的肯定，如果我竟是用负面角度表示怀疑，所以这时我们彼此的互动关系就变得很恶劣。一旦互动关系变得恶劣以后呢，会导致师长用一种更威权心态来压我们，例如总是强调我们是很无能的，我们是很愚蠢的，而且也要让我们了解到，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跟谁都和不来的。长期这样下来，自己心理会有一种创造力已大幅度萎缩的感觉。同时也真的会怀疑自己跟任何人都和不来，或怀疑自己真的是不善跟人相处，因而导致的结论可能是：一旦离开这个道场之后，自己就没有生存的能力，也难有出路可寻，前途尽是充满了灰暗和绝望。你看如果自己会被催眠到这样的程度，又必须每天生活在那种已恶劣了的互动关系中，心理之痛苦和挣扎的程度，是不难想见的。就这样的，我度过了很难熬的一段岁月，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吧，经常就是在这样的心情挣扎着，无法可想。──我真的是这样低能和难以跟人相处吗？在当时，我是找不到答案，也无从发现真相。──可是等到我有其他因缘，离开这个师长后，我才发现到，我跟大众都和得来，我的人际关系其实很好，不像之前乱想和担心的那样糟糕。事后回想，我那段时间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那么无能？显然我在这样的一种传统环境──一旦生活其中，多少会扼杀我们的自信心、我们内在的创造力和我们改造向上的可能性！
（二）、佛学院的教育方式
我是一九八四年到福严佛学院教书后，才大有改善和真正察觉自我的。一连数年，使我有时间一边教书，一边慢慢亲自观察院中的伦理体系和师生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威权的结构其实是到处都是，并且一直持续着。当然也有宽厚的师长，所用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如果师长心性上不是很正的话，所用的方式就比较刻薄，其间的差别只是这样而已。院里的学生普遍很乖顺，虽然如此，遇有不乖顺的同样会被修理得既乖又顺（或者只修理到表面乖顺）。这样种情形，让我发现其间存有不少问题，而我所以能察觉到，是因已担任老师，可从旁仔细观察，否则若是像过去那样陷入其中，虽也不断挣扎和怀疑，毕竟不能真正看清里面的深层问题之所在。要等到自己能跳出来当一个旁观者时，就比较去体会意义。比如我有时在课堂上会告诉学生，请他们多表示意见，但大部分的情况学生都是沈默不语，不表示意见，就是有，也只是摆在心里。有一个学生甚至坦白告诉我说，只要她一站起来，就全身冒冷汗，心脏怦怦跳，因她很担心别人觉得她爱表现。这样的心情，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我刚从缅甸回来的时候，因为从小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熏陶，所以刚到学校的时候，比较敢于表现，小学老师有无问题时，只要我觉得我会回答，我就赶快举手；可是不久就常被同学骂我爱表现，后来我也才开始感觉到这样不好，爱表现开始让我觉得是一种罪恶。于是我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行为，一定要记得「暧暧内含光」的古哲明训，不要出随便出风头，这样才是中国社会比较赞叹的小孩。这种外在着环境压力，强大地制约着生活其间成员的行为，这就印证了行行为科学原理的反应动作，即当你对其增强压力的时候，小孩子因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只好顺着制约的方向──传统中国社会所遗留的价值意识型态──来塑造自己的人格或表现出社会所预期的行为模式。所以当我在佛学院看到我的学生的怯怯生生的样子，就好象看到我当年自己的影子，在小学时期自己内在的挣扎很强，所以迄今记忆犹新。试想，连这么小年纪的孩童，都感受到「爱表现」是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想象在僧团里，同样有这样子的气氛，所以这些学生不善于表现自己，其实是很常见的；并且此种反应的行为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渊远流长，可谓其来有自，不足为奇。
有鉴于此，后来我便主动创造一些问题，诱导她们发问或和我交谈。初时，我发现让他们进入问题的速度很缓慢；后来，我慢慢体会一个问题，即教育其实是上、中，下游都有密切连系的作业流程，绝不是等我们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要有创造性思考，就能收效的！那创造性的思考，几乎来自人格的整体气质，必需从生活的各方面去体会，去尝试开透拓和表现，如果生活的中、上游部分，都是非常压抑自己，非常崇尚权威，以乖顺作为最好的美德时，那么很难要求在下游的某一个科目学生忽然变得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那是不可能的，改变若无其他助缘，是不会突然出现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对僧教育不是这么热衷，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是在下游努力而已，而上、中游其实我看得到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虽然如此，僧团的威权制度毕竟让我发现学生比较不容易塑造成材的真正背后原因，所以我认为，若要其早日成材，能够弘法利生，唯有多方鼓励或培养自己的学生，勇于表现自己的长处或勇于思辩，如此一来，自有显著收效的一天。
当时我也在探讨，为什么我任教的佛学院，办了这么多届，很多学生一出去就不见了，为什么？仔细探究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学生不见的原因，大多是她们一回到自己原先的寺院后，很快地就再次被寺院的杂务所吞没。因此在台湾社会里，包括传统中国社会，佛教僧团的经济压力，一直是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导致从学院出来的学生，沈没其中而消失了。
另外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之中，学生是否真能养成所谓的「乖顺」？没错，我发现确实有些淳厚的学生是乖顺的，但是有些比较精巧的学生，则不是看不到师长的错处，就是虽对师长的每个规定并不都以为然，可是因没有管道去讨论师长的规定或观念，所以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于是我发现到学生的第二人格特性便出现了，就是学会阳奉阴违的习惯，在师长面前会唯唯诺诺，可是一旦师长不在眼前，就会故态复萌或我行我素。比如说当时佛学院的规定，除了假日或照规定请假下山买东西之外，不要下山。这其实也是师长的一片好意，担心学生因散心杂话，到处浪荡，有时候没有办法收摄心神，好好读书用功，所以才做此规定。但是学生自有管道，当想要出去的时候，会编任何理由出去，包括借口生病要看医生等等。当时学院的老师，可能也会检查信件，其实这原本也是为了所谓的好意，所持的心态就是，为了解学生或要了解学生发生的问题，所以学生发出去的信、去跟进来的信，都要检查。而事实上我也知道，很多学生就有办法，让老师看不到信：包括想办法偷偷到面外寄，或者托哪个来到山上的人带下去寄，乃至嘱托要外面寄来的信，寄到谁那里？自己再拜托人拿过来之类的。
我觉得师生之间常期扮演这样的监督和伪装的把戏，其实是很累人的。所以等到有一天我担任高级部主任的时候，我就跟学生先讲明，我说你们下山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很闷想要逛街都没关系，不过要很真实的告诉为什么？我就准假，不用骗我。另一方面，我说信件我不想检查，除非你自己需要，觉得人际关系有问题，或者某个信你不知道怎么回，而主动找我之外，我不检查你们的信件。像这样，我常常会问自己：到底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是养成她敢于表达自己的光明人格？还是养成他阳奉阴违却不以为意的性格？同时我也发现在学院得学生中，后者的严重性，比我个人在学生时代，偷偷跑下山去更严重。不过仍因处于修道的成长期，心态还很不稳定是必然会有的，也才会有那样的行为，过了那段时期就该逐渐好了，所以虽有这种行为，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严重。
但是当我离开学院的时候，有些学生已开始自己当老师了，我才发现她们表现出来的威权态度，还是很强的。佛法讲共业是有其道理的，因这种共业网络真是牵连很强。包括我曾经带过的学生在内，当我告诉她们我不愿意检查她们信件之前，我事先是经过班会的讨论，大家有了共识之后，我才正式宣布的。当时我曾经拿给她们一份剪报，是关于一国中女生抗议训导处，把男孩子寄给她的信，张贴到布告栏上，这个女生觉得不受到尊重，所以提出抗议。我当时把这个剪报念给他们听，请他们发表意见，她们也告诉我，她们的信件也被院方的师长被检查，她们也强烈的觉得不尊重。但很有意思的是，时过境迁，等到她们当老师的时候，一样用检查信件的方式去了解学生。像这种不尊重别人的隐私，把窥视当作关心，竟然被认为是正当的教育，我觉得是我们僧院教育非常失败的地方。
所以后来我曾经写文章谈这个问题。我想，佛教很多佛学院的师长，对我的改革作风，都蛮痛恨的。但是我只是一种好心，我不太愿意看到这样的不良共业，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这种不尊重人的威权态度，是源自于整体社会所塑造的偏差性格，因此它不单会在检查信件上表现，也会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来对人幸的不尊重。
（三）、威权心态的婆媳原理
再者，我觉得这种威权心态其实产生于蛮强的「婆媳原理」。中国人的婆媳关系很奥妙，媳妇当媳妇的时候被婆婆欺负，可是有朝一日她当婆婆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欺负媳妇。很少有婆婆有这样反省能力，和感觉到自己本身曾经受过的害，因而不要再加害到媳妇的身上。其实我们从心理学上很多个案可以了解，如果爸爸打太太、打小孩，小孩固然在童年的时候很痛恨这个爸爸，可是等到他大了以后，讨老婆、有小孩，这时他的暴力倾向会更浓，一旦触及到一些非理性的场面，他往往不能控制自己，这时可能他小时候的印象就会出现，最后可能还是用打太太、打小孩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个婆媳原理，是父性威权心态的社会，比较容易产生的问题。因为一个弱者被欺负以后，固然很悲惨，但是有朝一日当他不再是弱者的时候，他就成了加害弱者的一员。或者他现在是弱者，却总是加害比他更弱的人，来作为一种发泄。
这种中国的威权心态，在佛教中竟然也长期存在，所以也是这种婆媳原理的一种行为模式。例如我们看到有些师长，要求学生、晚辈要绝对的恭顺，以及有些霸道的师长，让晚辈也非常反感。可是有朝一日，晚辈当了长辈以后，他不知不觉又会要求学生这样做。甚至于学生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会去整这个学生，或让晚辈必需要符合他的标准。我很惊讶的是，当年他当学生、晚辈时，也不喜欢这一套，也对于师长这一套行为很不屑，为什么如今他竟然会这样去要求？为什么他的心中会两重标准？可见得很多人是由于观念不清楚，才不知不觉地沿袭下传统共业的习气。甚至有些人，纵使心理上清楚，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在行为上，居然不由自已的，就习惯性地照做下来，很令人遗憾！
（四）、威权形成的制度阴影
因此接着这一话题，我再来就谈一下：在这种威权心态的体系之中，所会产生的一些制度不良的负面影响。我一直觉得人世间，没有所谓唯一最好的制度，因为人性有种种，所以佛法讲因缘果报，并不认为哪个人看到的就叫做真理。佛法只认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因缘，不同因缘构成不同的生活经验，于是他的判断也根据他的因缘，而决定这个叫做对，那个叫做不对。也因此他在感情上，或意志上，也倾向喜欢某一种方式，而不喜欢另一种方式。这里面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这样佛法的基本认知较度，是符合理性的判断方式和适合人性的正常倾向，照理说它不会对哪个制度提出全面的批判，尽管如此，传统中国佛教的威权体系，依然将佛教早期的民主和合的精神，变了质，变成适合传统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并在僧团中反映出同样的威权性格，因此值得我们探讨其究竟。事实上，到后来我们自己组成的僧团，虽想尽量能够回归到比较民主的、原始的僧团精神，我们殷切希望学生能够独立的思考、独立创造，同时也提醒她们要能独立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我发现到有一些学生并不适合这样新作风，还是希望师长像妈妈一样呵护孩子这样带着她的成长。所以显然我认为一个制度不是适合所有的人。不过我也相信，如果能建构一种较健康的制度，应该比较会激发人性的光明面，反之若是建构一种不健康的制度，则人性的阴暗面比较容易被激发。所以在这里，我提几个我看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站在金字塔型顶端的领导者，他本身拥有无限的光环，拥有庞大的权力，在这样的位置上，也自然容易产生领袖的魅力。虽然然也客观来讲，有些人的确具有特殊领袖魅力，可是一般而言，只要一个人不要太差，差到像晋惠帝那么笨蛋，基本上如给他一个好位置，那个好位置通常很容易让他产生所谓的魅力。例如现在有许多人讲「李登辉情结」，我倒觉得任何人到那位置上，台湾人的威权心态不改，那个人就会变成很有魅力。所以台湾就会产生种种情结，什么林洋港情结、彭明敏情结，那些其实都可能产生，因为有那个位子和相对条件嘛。
「情结」同样也在僧团出现。当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仍然有这样的观念：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师长。其实在我们修道历程中，每个人都常会犯错，都经常要提醒自己。在僧团之中，要求我们每半月都要「布萨」，就是诵戒，在诵戒过程中，我们就要自己思考自己的过失，坦白的谈自己的过失，同样其他的人也须举发自己的过失，这样来共同帮助我们成长。这时每个人都只是僧团里的一员，绝对没有哪个人考虑到：因他是我的老师或我的师父，而不好意思说他。所以这种初期佛教遗留下来的僧团制度，原始精神是非常公开、非常开放的。 并不是限定只有长辈可以说晚辈的，我觉得这样的制度，也帮助我们做长辈的随时提醒自己，很多过失可能要改正。
可是这种金字塔型权力结构的顶端，这样的人，很少能够听到不好的声音。他因为一直受到宠爱，于是飘飘然，也几乎只能听到好的声音。所以韩非子会说「说难」，为什么说龙的逆鳞不可以摸，我想这个原理是人在那样的权力中心，一个受到众星拱月的状态，人是容易迷失自己的，而属下也因此以取乐他为最高原则。所以做师长的要去改正自己的缺点，并不那么容易。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做的事情，底下的人就没有怨言？不可能！因为如果不经过公开讨论而调整，他做的一些决策一定会鸡飞狗跳，会让底下的人抱怨；或者他的一些行径会让底下的人交头接耳，做一些批评。
这种权力结构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不知不觉，就当了权力中心的耳目，去分享比较高的权力；而这个人可能居心并不善，可能会不经意的透露一些讯息，让师长知道哪些人对他有意见。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属于愚忠型的，他心目中这个权力中心是伟大的，他不能够接受别人批判他心中的领袖。所以他很可能会告诉权力中心的人物，他曾听到了什么对他有利或不利的批评。另外一种人可能更糟糕，他是谄媚型，为了接近权力中心，分享他的荣耀，或者为了得到他的信赖（基于某种虚荣感吧！）──他也会自居于权力中心的眼线。所谓的「白色恐怖」，我觉得经常都是一个巴掌啪不响的。一个权力中心再加一群人，一直被卷入一个共业里面。这群人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种是不知不觉，一种是愚忠的，一种是谄媚的。
所以产生这样的人际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导致人际的疏离。因为人与人之间，会因此不能谈很深刻的知心话，比如谈了以后，会担心有一天他讲给别人听了，又最后传入某某层峰耳中将如何是好？像这样的不安全感，会一直存在，一直徘徊在心头。
第二个就是上位者，他没有改正他自己的机会。反而很多时候，会对自己不忠心的、不肯定他的作为的人，加以排斥或态度冷漠，或用其他的方式，让那些人尝到报复的滋味，让他在团体中孤立，或让他在团体中不能存在下去。像这样，对权力中心本身的成长，并没有帮助。
第三个就是洁身自好的人，因此不屑跟师长接触，宁愿跟基层的人在一起，因他不屑当一个打小报告的人。但是这样的讥嫌心态，也导致过犹不及，因要坚持洁身自好的缘故，会连让人家讥嫌也不要；甚至忌讳接触任何师长，省得人家怀疑他，是不是跟师长比较友善。所以这样的团体结构，其实对人际关系上并不健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有时候为了自保，不管是为自己谋取更多比较好的机会，或为了其他原因，往往会使这样的魔性被激发出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充当明代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的者锦衣卫，可是人在那样环境里，自然就受其熏染，分成这些类型，无形中，使团体中产生许多蛮悲哀的事情。所以时至今日，我还会听到某某地方，有点白色恐怖的味道。但我自己都能够体会到，那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而且那不单只是哪一个人很坏的问题。我相信这群人放在比较健康的制度下，就不会变成这副样子。权力中心因为众星拱月，光环都集中到他身上，如果像现在可以公开的骂自己的领袖，越是高位的人，越被报纸、议员骂的很惨。我看很多人若清楚一点，就不会到这个位置，他会觉得其间没什么太多尊颜可说。可是也就因为在那样的结构中，那权力中心代表和拥有那么多的权力，那么无限的光环，所以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耳目，因为他会担心他的权力，是别人所觊觎的。而他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会更强化这种需要：需要眼线、需要耳目，来了解周围的事情。
这里其实还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一种对别人的窥视欲望？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时是为了好心，有时则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因此我在学生中也发现当别人有眼线耳目的，表面上不说他怕他的住持位置被占去，或他怕他的师长位置被推翻，说成他担心这些小孩在修道过程中不好、不上轨道、担心他们被带坏了等等，这些他都需要去了解。而因他只有一双眼睛，一双耳朵，当然就需要一些人，告诉他哪个人怎样？哪个徒弟怎么样了？哪个学生怎么样了？但纵使开始是基于善良的心，其结果还是不变的。总的来讲，我们为什么要有对别人的窥视欲望？就算要助人成长，无论如何只也只能从旁辅助，无论如何都不该管到别人的内心世界。一个人是否要修道上成长，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真的不需要这个成长的时候，自己会走上另一条路。所以这些事前的窥视都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常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很大的不信赖，那这些底下的人其实不需要用耳目去了解他，不需要有抵挡窥视的抗拒感，如此一来，彼此之间因相互信赖，沟通流畅，反而比较清楚彼此之间的真正状态。
（五）、小结与实例
在我多年出家的经验中，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威权心态产生的结构的弱点，它也是值得我们佛教界去反省的问题。而且在这样的制度中，还有一个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往往权力可以转移，声望却不能转移。一个住持过世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然住持在世的时候，结构是很单纯的，一个师长带着一群徒弟。等到师长过世以后，变成是徒弟的其中一位当住持，这时候产生的是权力结构的问题。徒弟本身大家都是师兄弟，毕竟就没有师长的威德，所以当他当住持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像师长一样，产生同等的权威来统理大众？往往除非他具有领袖的能力，不然一般来讲是不容易。
师长时代，是道风很好的寺院，大家徒众们过着非常简单纯朴的生活，等到师长过世了，其中一个徒弟当住持，这时候问题就发生了，这些师父们都是很好的，到现在我还是蛮敬重这些师父们，所以我讲的不只是权力结构，我也不认为是哪个人的性情问题。起先呢，他们有时候总是会到村落去嘛，村落有一些信徒就会招师父们说：「来啊！来啊！来看杨丽花歌仔戏啊！」这些师父们好意嘛，就进去看看。进去看看觉得很好看，第二天就会再跑过来看。第二天第三天，天天过来看，就问一问电视机价格多少？一听也不贵嘛。回来就在自己的寮房里面买了一个电视看，事实上在那时候，寺院整个都没有电视，可见那个师长要求弟子们所过的简朴生活之严谨。可是等到他自己有电视了，在寺里看杨丽花歌仔戏的人，可能就不只一个两个了，反正有了电视大家又很好奇，就会有几个人都跑过来看，几个人一听，电视价格也不贵，就这个也买了，那个也买了，就买了好几架电视。那寺院上一代出家人，还是心性淳厚，当年都还是搬材运水、种田的，苦过来的人，所以基本上都还知因知果，生活不敢太离谱。顶多看个歌仔戏、看个新闻，最多加个八点档。但是过后就不同，为什么呢？接着会有新人进来。新人进来以后，师长带着新人一起看电视，其他的更是人大看特看。如此一来，这可不只是歌仔戏加八点档，而是从开电视到唱国歌。
你看到一个寺院就是这样子，它可以从一个道风非常纯朴，到一个无所谓道风这样的程度。我谈这个问题，没有含任何的讥笑意思，而且就算我陷入那个情境，我也不一定能脱离熏染而特立独行。我只是谈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会这样急速的转变？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它只不过两代，从师长到徒弟、到下面新近来的是三代，为什么在道风方面会有这么剧烈的变化？其实这个住持本身也很有心想要向好啊，这个住持本身房间也不放电视啊，而且这个住持最出不会很喜欢看电视，或带头看电视！但最后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试想这样的寺院，如果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依于师长的权威，而是由制度来维持，也就是依于每月公众的布萨，则寺中道风的维系，会是基于一种共识，而不是师长的权威。届时若看到有人看电视，也许在布萨之中就可以提出来，表示不妥当，经此一检讨，也许那件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或不会演变成像现在这么严重。
其实人何公众事务，如果只凭人治而无制度维持，往往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人若有强大的权力跟能力，就可以管得住大家，可是一旦没有那样强的权力和能力，就不可能成为大家心目中共同的规范，所以必须靠制度来维持，才能使自己管理自己或大众管理自己。我觉得反省这个问题很重要。当然我在此提这个问题，所整备的也不够周延，没有仔细再去思考或找一些资料来佐证。但我仍要提提早期印度的僧团情况。虽然佛教僧团，在佛陀灭度百余年之后，因为戒律的观念不同而开始分部派，但是在部派绵延持久的过程之中，僧团也同样绵延持久的存在，虽然玄奘大师到了印度，他看到有些寺院雕零了，但是大体来讲大部分寺院，僧团还是独立在运作，靠的就又依戒律的在运作着。
反观在中国的僧团情形，我们会发现常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味道，名山道场都是一代大德出现才一时形成的，于是十方有许多向往的人，纷纷来这边求道，俨然成为一个法务兴隆的道场。可是曾几何时，只要这个大德一雕零啊，这个道场衰败就很快。我们真的要留意一个问题，就是权力的「递嬗」(交棒）方式和制度结构的改造问题。也就是，它必需确实能是在教内审慎考虑的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并且能效法原始僧团的精神，而不能单仰赖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来改造，那是无济于事的。我相信，唯有透过这层反省，我们中国佛教的教团才能够保持去腐生新的能力。
二、僧团经济生活的忙碌和执事眼光局限的问题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僧团经济生活的忙碌和执事眼光局限的问题。
在传统僧团之中，在印度是靠托钵乞食维生。印度有这样的社会风气，一般人愿意供养修道人饮食，而修道人沙门的生活，不但是佛教，其实一般宗教的沙门也是这样，当时有个共识就是他们绝对不自己炊事。他每天就是托钵，一天只托钵一次。托到什么就吃什么，也不能拣择。这样有很多好处，一来折服自己的骄慢，因此现在有些佛教标榜自食其力，其实它根本违反佛法精神，因此佛法的戒律精神就是要让我们不可以自食其力、不可以自耕自食：它要我们当一个专业的宗教师。这不叫做所谓的「寄生虫」嘛。因你是一个宗教师，你的职责就是给众生心灵上的安慰，这就是一个宗教的心灵辅导师的基职责。
你不要认为这叫做寄生虫，以儒家的价值观，也不认为一定要自耕自食，才不是寄生虫。孟子不是讲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可是后来受到儒家社会的主流影响，批评佛教的出家人是寄生虫，于是很多出家人为了撇清起见，往往强调自食其力。其实自食其力不符合原始佛教精神，它就是告诉我们要专一于法务，所以托钵的精神要我们去除骄慢，专一于法务。对众生如「眉毛拖地」，不拣贫富，托钵时人家供养到什么吃什么，不长养贪心，不积蓄财富。而且也需要在托钵过程中去了解基层的人民。对于众生的苦难、社会的脉动会有比较深刻的认知，也会比较知道要如何跟社会脉动结合，而对于社会做比较大的帮助。
这一套生活制度到了中国没办法延续下去，因为中国根本认为乞食就是乞丐。所以认为以出家人既然这么有尊严的身份，不应做这种事。于是基于那些皇室或皇宫贵族的好心，他们一般来讲愿意希望出家人，维持自炊自煮的生活。虽然不叫自食其力维持自己的经济生活，还是靠信众供养，但是已经慢慢养成自炊自煮的生活。
在过去的大陆，往往会有一些收入，这些收入都是靠田租。也就是过去的王宫贵族它可能捐了一笔土地给寺院，寺院就靠收田租维生。但是我们知道等到土底改革之后，根本就不能再维持这样的生活了，佃农跟寺院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变得很紧张。
再来就是中国儒家「厚葬久丧」的儒家文化也是主流一直流传下来的。于是本来在佛家来看，死亡是一个很庄严的过程，宗教师也应该引领家属，让死者得到安慰，让生者也得到安慰，这是宗教师责无旁贷的职责。但是不应该是非常麻烦、非常繁文缛节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国，因为厚葬久丧的文化，慢慢导致佛教在中国很独特的经忏文化。
因此社会盛行这种讼经拜忏的仪式文化，导致出家众要为死人疲于奔命。为死人疲于奔命已经不见得只是宗教上的意义，也变成很世俗化的意义。比如说，中国人好面子要热闹，要让左邻右舍知道他办丧事办的很风光，于是要出家人来。而出家人中，有些不太有自省力的一些人，可能只是为了要配合丧家的胃口，于是发展出很繁复的、很热闹的唱腔唱调，结果反而导致佛教原本严肃庄严的梵呗，就在这样的风格中失去了。如此一来，许多法器加进来了，变得非常热闹，非常复杂；并且佛事变得日益繁多，屈指一算，例如一个人的丧葬法事，从他倒毙开始，到入殓、出殡，还有从头七到满七就有十天次要应付，加上对年和三年各一次就有十二天次好忙。每一次如果丧家，希望热闹一点，有多一些师父过来，你就可以想：为一个死人就可以忙十二天次，如果是六个人就要忙七十多天，这还是最最保守的算法呢。
这个丧葬法事，因为当市场的需索，是如此之高的时候，热供求失调，当然诵经的费用，就节节升高。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嘛，无形中这个市场就炙手可热。可是确耗费出家人的心力，也非常庞大。因此，中国佛教到后来在大陆上，曾经长期衰败过。而在台湾的十数年前，也因此呈现非常大的衰败。讽刺的是，世人一面要求僧尼如何如何使其丧葬场面热闹、有面子，另一方面，让世俗人很看不起，也就在这个问题上。但这也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怪现象，很难转变这种不好的丧葬歪风！
现在许多都会地区，冒出许多假僧侣，他平时就是剃光头，出来念念经，等到念完经，立刻就戴上假发，去喝酒吃肉，过各种世俗的生活。为什么这种人能够存在？说穿了就是因为市场需要！纵使一些洁身自好的出家人不投入这个行业，也自然有人投入这个行业，仿效出家人的形象来赚取这样的生活所需。
因此整个寺院的生活中，可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经忏的问题。纵使不是职业经忏师，单是中国人的厚葬久丧的观念，也会导致一些寺院为了要善待信徒，而不是为了赶经忏，不是为了议价、叫价、做买卖，但光为了照顾寺院这些信徒和信徒家属的生老病死，寺院里的出家人，就要忙得人仰马翻，个个疲惫不堪。这还是算好的出家人，不赶经忏的忙赚钱的，都尚且疲惫不堪。何况那些整个寺院的经济来源，都经忏收入一来维持的那些寺院，出家环境之不理想，更不用说！
不过，当代台湾新一代的出家人，已慢慢走出一些新风格，因此些寺院根本不靠经忏维收入来维持持了。尽管如此，有时仍会感受到很麻烦，历如当一个信徒父母亲过世了，你虽告诉他说，我们这里不赶经忏，但仍要帮他介绍哪里有念经，好让他去找那些会去诵经的师父。这也其实不是个正常道啊，因总不能说这是垃圾，却丢给别人去收啊。但如此心态也不对啊，照理说，你就是宗教师，必须照顾到信徒的哀戚心情，最好让他们实际在佛法中得到受用，其他热闹的、世俗的问题，我们出家最好能避免介入。
这整个必需透过社会教育来启蒙和说服才行。可是这里面牵涉到整个中国文化（厚葬久丧），要谈转变又是谈何容易啊？因此，正统的佛教，正统的出家人，除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作法，这个市场需求在台湾社会，依然是存在的。
另外一个，出家人到了寺院总是要分摊寺院的执事。有人是知客，招待客人；有人担任维那，管理殿堂；有人做香灯，做殿堂打扫的工作；有人早课，做课堂上各种洒扫庭除的工作；有人做典座，是做厨房的炒菜的；饭头，煮饭的；园头，管菜园的。其实僧团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很有意思，他不管是有多高的学历，多高的社会地位，他来到就一切从基层做起。
我非常感谢的，是我来到僧团，从基层做起。这有个好处，是了解基层的苦难，了解基层在琐琐碎碎、鸡毛蒜皮的事情中，去打发岁月的时候，其眼光可能会有局限，心胸可能会狭窄。就像过去我们老是认为，女孩子容易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的，容易嘴杂、说是说非啦。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女性生理机构不同，就会有这样的性格，而是因为他们过去都忙家务事，便容易导致这样的性格。等到女性一旦成为社会的菁英、成为社会的中坚份子，也开始做很多跟男性一样职业的时候，我们几时发现这些女性很呱噪，？很爱讲东讲西？
所以我感觉，执事是对人性很大的磨练，而能磨练得过，其实是顶天立地的。为什么？人就算为这么琐碎的事情打发岁月，而且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仍需共住共事，因此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而我们这群人，是没有血缘关系，是没有任何情缘关系，就聚在一起，相对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挑战性，也很高。
所以往往有些人跟我讲：为何到了僧团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人际关系这么差？想当年，我在办公室跟人好得很，在学校跟老师好得很，跟同学好得很。我就说：那是不准的！其实那些办公室的同事，来这边出家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有紧张的人际关系。因为你们在办公室、学校或宿舍，没有那种从共住到共事那么绵密的关系，并且那是一种利害与共的关系，因此没有这么紧张的，没有那么细致的。纵使大家个性不同，不以为然的，保持距离就算了，也不需要正式的拗上。因此我们试想，我们跟自己的姊妹相处，会不会吵架？夫妇相处会不会有很多的口角？我们就知道这一群人在一个「常住」（寺院）里面，又局限在一般性的执事之中，还想要在其中培养陶炼他的恢弘的心胸，其实是要经很大的考验才行。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僧团之中，很奇怪的，就有时候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就不愉快起来。试想我如果做一个世俗人，为了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我会不愉快起来吗？可能我不会，因为世俗的生活步调太忙碌了，我很多事情跟着要处理，难道你能够一天到晚想这个事情？甚至于有的人，在家里跟先生有严重的口角，出来擦干眼泪，还是要赶快上讲台去教书，或者要赶快面对办公室的很多工作。因而很多事情不知不觉地，不是真正处理了它，而是就让它这么过去了：没有心情去处理这些事情，纵使它留下来了很多生理的，或心理的伤痕，但还是得过下去才行。
然而僧团的生活，就是要让我们很真诚的，面对我们的内心，或了解我们内心软弱的部分。在时，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一点脸色、一些尖锐的言词，马上就会产生比较紧张的关系。因此，在这里呢，大众都是自己的一面照妖镜，让自己终于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多地方，非常的尖锐，全身都是棱角，面目可憎。因为别人不满意我们，经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言词干犯人家，或者我们的表情不屑干犯人家。我们就强迫自己要改正，不然在僧团，就会变得很不受欢迎，会跟大众无法相容。所以，在这样执事时间中，会给我们相当多的时间去起烦恼，不会让我们说，事情过了，没有时间去起烦恼，而继续过下去。于是我们就有很多时间，去想这个问题，去钻牛角尖，也因为这样，我们透过这样的考验，让事情不只是单纯的事情，而能够内化成为自己反省的力量。
我们看得到在僧团中，真正磨练过能够磨练到成功来的人，那真的是顶天立地。他对于人或人际的很多问题，会比较懂得以圆熟的方式去处理，比较会以充满着悲悯的心情待人。如果磨练不过的，那就比较麻烦了，可能心胸就会变得很狭窄，天天都在鸡毛蒜皮中打转。这个时候，如果有比较良善的制度，或有同道好的劝谏，这种历练，对每一个心性的成长，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刚才讲这一点，并不纯粹是负面经验，反而觉得没有相当大的勇气，没有办法经过这层考验。
因此在现代台湾很多人，没有办法在团体中相融，于是纷纷出去住公寓，住茅棚，美其名说我这样比较安静，比较好修行，其实修行修的是什么？修的就是调整我们的身业、口业、意业。身、口、意业怎么调整呢？我们怎么知道心里想的对不对？表现出来的对不对？别人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佛法讲戒学、定学、慧学，戒学要先，如果没有戒学的基础，就光是盘着腿禅定，有时候因为心念没有调整过，言行不端而没有经过大众的调整，直接就上路去修禅定，往往修出来的是邪定，不是正定。或者有一些境相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克制自己。所以为什么戒增上学摆在前面？为什么大众团体生活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磨练，因为只要是健康的僧团，在大众中磨练，往往是大冶红炉，每个废铁废钢放进去它也都熔，熔出来就是纯钢。
僧团之中经过磨练的人，只要得挨下去，在大众之中，能够调整自己的身、口二业，往往他出来都是一个受到群众尊敬而欢迎的人。他很细腻的体会到：哪一句话会伤害到别人；同样一件事情，他可能会用非常温馨的方式告诉别人。这都是因为他曾经也受过修理的，才能如此。反之，则他一句话出来，人家可能就会很反弹。这时候绝对不能认为说，你太多心了，因为确实他讲的话伤害别人。不相信的话，哪一天别人用同样的话丢他，他可能也会开始起烦恼。就这样慢慢去学会所谓的慈悲，所谓的善待众生。我觉得这个出家经验，对我个人来讲倒是一个很大的助益。
三、两性的权力结构问题
第三个谈两性的权力结构问题。在台湾社会确实是女性出家人比较多，它也算是非常奇特的。曾经也有记者调侃我们，用一些煽动性的语气说，这些人是不是因为失恋了，离婚太多啦，想不开啦，对现代社会环境适应不良啊，我想如果问题这么单纯的话，那么男性为什么不增加？因为男性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就现在残余下来民法的痕迹，我们也看得出来，对女性并不公平。传统家庭伦理，对于女性角色所担负的责任，向来也是倾向于偏高。以一个现代女性，比较有自主意识，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来讲，不见得都愿意过这样子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女性有很多人出家，我倒不觉得是这些记者所调侃的问题，就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来看，大部分都还是女性的自觉。他们愿意摆脱家庭制度，愿意过非婚姻的生活。如果她有宗教信仰，她也愿意过这样的出家生活。其实大部分女众出家很多都是这样。
在僧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表现，其实女众是很强的。女众不但担任各道场的基层工作，我们试看很多道场本来是男众道场，后来不得不变成男女都有，为什么呢？起先也许这个比丘确实要维持比丘道场的纯净，可是他少了很多老妈子，没有人帮他擦地板，没有人帮他煮饭菜，，那厕所脏了要命，于是不知不觉，他也会乐意有一些女徒弟。所以基层工作大部分都是女众在担负。女众本身也比较有先天的母性倾向。所以很多信徒反而比较乐意接触比丘尼。
比丘在传统价值观中，不但是原来的男性沙文主义，再加上到了僧团以后，又端出很多男性戒律里面似是而非的观念。除非是谦和的、有自省能力有智慧的比丘，不然很多放不下身段，也容易让人不乐意亲近。所以女性在台湾佛教的崛起这绝对不是偶然。你试问很多信徒，他乐意接近女众的法师是为了什么？他们会感觉到女众比较可亲。
再来就是，女众在台湾佛教的权力机构之中并没有站很重要的地位。好象女众也不是很在乎这些事情，从来也不没有介意说佛教会的体系里面为什么女众分配名额不匀，为什么女众没有担任理事长之类的？这个可能不是他们所计较的范围。但是她也并没有被严酷的箝制。就是因为佛教没有权力集中的中央教会机构，因为它不是金字塔型的。佛陀时代，每个地方的僧团有它内在的民主，僧团与僧团之间有互相的交流。但是僧团与僧团之间没有再结合成为更高的权力组织来统辖僧团与僧团。这样的松散组织一直沿袭到中国，等到中国因为有教难，比如说当时很多知识份子排斥佛教，想要征收庙产来做学校，很多的异教徒要侵犯佛教，政府的官员觊觎佛教的财产，这时候佛教为了自保才产生「中国佛教会」。
这种佛教会的结构，表面上是金字塔型，可是它权力不是由上而下的，它是由下而上的。所以这样的松散结构它没有直接指挥寺院，而让寺院必需照它这么做的权力。因此这样的结构也导致佛教，说难听是一盘散沙，说好听就是说比较有大家的自主空间。固然也会产生卢胜彦清海之流的，来扰乱社会的视听。可是同样的，也比较没有内在的迫害，没有因为由上而下达的权力迫害。总是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太过集中到金字塔型的，它容易僵化、保守。僵化保守的体制经常都是先为既得利益去维护，或者既有的观念去维护它。很难去创新，接受新观念。
当我们看到原先佛教很多人羡慕天主教的组织严密、动员力强。但是现在相反的，很多天主教的人，也许他会羡慕我们佛教的女众出家会有蛮高的地位，相反的，他们到现在还是为女性能不能晋铎或封牧在争吵不已。甚至于只要有哪个教会比较开明，想要让女性晋铎，就会立刻走光很多教徒说他要跑到另一个比较正统的，还在维持男性晋铎的教堂。可以看的出像金字塔型的结构它确实在保守僵化的源头，佛教它因为基本上是松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女众叫法师有什么不可以，男众叫法师，女众也一样叫法师。男众叫和尚、大和尚，女众叫和尚尼，它并没有特别对女性名谓上的排斥。
职位上有没有特殊排斥？没有特殊排斥！到现在中国会的权力结构并没有规定女性只能够怎么样，女性不可以担任理事长，它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是大家自然选出来的是男性而已，这里面其实也包括女性不太热衷权力。她不太热衷跑到权力中心担任最高领导者的职位。所以一般来讲权力斗争、权力倾轧，女性参与的人不多。也许女性她顶多是说，因为都是在执事的局限中，局限了她的眼光，局限了她的心胸。所以有时候难免心胸狭隘、境界不能广远，老是在人际关系中打转的，这个才是比较属于女众的问题。真正来讲，运用权谋去做倾轧都是女性不参与的。
所以大体来讲，女众在台湾还保持社会上或者教界中人比较大的好感，有时候也是这个原因。这些女性们因为没有婚姻的羁绊，再加上没有教团社会力的压抑，所以她的创造力显然是非常的增强。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女性在佛教中是女强人，她可以独当一面的建寺院、照顾信众、教导徒众，做一些其他社会的公益事业等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女性她没有受到这些外在的世俗规范箝制的时候，其实她表现出来的活力是很惊人的。
另一方面可以回过头来探索，在佛教部分是怎样看待两性关系。在佛陀时代本来只有男性出家，只有男性出家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印度社会里面，出家的不只佛教，也有其他宗教。出家的生活也不是说有一个寺院，大家舒舒服服的住在寺院里一辈子，它不是呈现这样安定稳定的生活方式。沙门是什么？沙门就是经常行脚游方的，他到处游走，居无定所，他可能在树下坐一个晚上，可能在冢间坟墓边坐一个晚上，在旷野中坐。这样的生活，试问女性怎么适合呢？在当时治安不像现在这么有效管理的社会，事实上连男性出家有时候在旷野中，我在戒律上还看到，连有一次一群比丘经过旷野还被强盗抢劫，抢劫之后把他们所有衣服剥光，他们只好光着身子跑到村落去跟人家借衣服。那可以想象这里面是有风险的。并不是我们远距离去看，很美喔，一切都放下，很自在。不是这样的，他们要受很严酷考验的。
当时一般宗教沙门中也没有女性，所以当时佛陀的姨母想要考虑出家，要求佛陀度她出家的时候，佛陀是沉于考虑，而不愿意接受的。于是很多人借这一点大大发挥，认为佛陀歧视女性。甚至于阿难看到不忍，劝佛陀说度这些姨母们出家，姨母和他原来的妻子，和一些释迦族的贵族女性。当阿难劝佛陀度他们出家以后，佛陀终于答应他们出家，那这笔帐等到佛陀灭度以后，还立刻被大家算了一番，认为他当年劝说佛陀度女众出家是一个过失。当时阿难也是很诚恳的跟他讲说，我在这里面看不到我的过失，但是我因为尊敬而信赖你们的缘故，我愿意求忏悔。
可以看得出来，女性出家，佛陀的胸襟不见得是歧视女性，可是这个一群在印度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弟子们，是不是每个都有智慧看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实在未必！以佛陀的教理来讲，佛陀已经讲众生平等，论护生、对众生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其实我觉得佛教已经讲到最高点了。它可以对于蝼蚁、小昆虫都珍惜他们的求生意愿，所以尊重而承认生命的平等、命运的本质。因此它在表现之中，它对于印度非常严酷的阶级意识都要打破，不管你是贵族或是贱民，你来到僧团之中，一律平等。它可以到达这样的一种贯彻实施的方式，试问它怎么可能践踏女性？纵使再被歧视，也不可能贵族的女性比贱民的女性还不如，何况当时在印度的社会价值观，也还不会到这样蛮横的程度。印度的贱民，甚至于贵族跟它碰手，都不可以碰的，像这样强烈程度的种姓阶级意识的风尚之下，佛陀仍可以接受贱民出家，所以不可能歧视女性，乃至女性还不如贱民，不能出家。
以教理来看，以他对于种姓阶级意识的处理方式来看，我不觉得他会有任何歧视女性的意向。顶多我想他会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安全的问题，女性担负这种行脚游方的生活，要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安全问题。这确实要杀费周章。如果因此要让男性的僧团跟女性的僧团结合，那又像什么样子呢！因为毕竟僧团就是修梵行，要独身的，纵使彼此没有事情的话，也要避免外界讥嫌，怎么可能男性僧团与女性僧团共住同行呢？如果不共住同行的话，试问女性的安全由谁来保障的？我想其实这需要很大考虑的。
在印度不可否认，它是非常残酷的重男轻女社会。在古印度常会看到丈夫死亡而女性殉葬的事情，直到英国殖民依然存在。后来英国政府下令禁绝，虽然如此，民间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印度的婚姻是买卖交易的方式，可见他们女性的地位是极端的低落。在这样的印度文化之中，耳濡目染的这群佛弟子们，它不见得能够了解众生平等的精神。
等到佛陀带领他们，佛陀是男众，当然生活在男众僧团之中，至于教导女性的义务是分摊给这群比丘们，因为比丘们先进来嘛。比丘两个人以上结伴到尼众地方去教导尼众佛法，教导尼众戒律的生活，大体是用这种方式。所以经典的记载，不幸都是在男众的手里完成，男众听到的是属于佛陀对男众的教导，而非佛陀对女众的教导，所以经典里面呈现的都是男性的修道世界。偶尔触及到女性的部分往往都会用比较贬抑的态度。这种贬抑的态度可以理解的是，当佛陀面对的是一群男性，要他们要远离异性的时候，他可能强调异性的可怕，让他们打消对异性恋慕的心情。这在西方的宗教，只要是独身主义的宗教，大部分都有这种倾向。其实这只是教育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佛陀对女性讲，未尝不会讲男性的可怕，尽量远离对异性的憧憬，或错误的恋父心态。我想这会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发言权抓在男众的手里，记录经典也是男众在记录，所以呈现出来的也是几乎一面倒的批判女性、压抑女性。
时至今日，很好玩的就是在台湾社会大体来讲，女性她是不可能被压倒的，我刚刚讲过，没有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所以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压倒女性，女性可以很自由的发展。顶多是有些男性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些比丘们他们可能会特别去抓印度古老典籍里面某些片段专门来压抑女性。这些比丘在我观察起来，大部分反而都不是真正能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的人，也就是说在佛教界真正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所谓大师级的那几个人，他们大部分反而非常尊重女性，而他们的起家，如果没有女性这个因素的话，也几乎不可能成就。包括佛光山在内，星云大师到泰国都一直鼓励泰国的寺院赶快重新剃度女众，建立女性僧团。他就深深了解女性的创造力，女性的好处。
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太得志的人，他们往往去拾一些古老的、似是而非的教典语言拿来大大的批判女性，夸张男性中心主义、比丘中心主义。但是其实在佛教来讲，当然这个江先生上次也讲过，我对他们做蛮多的批判，这个批判来自于他们言论太过过分，比如说，我会体会到对一个修道人应该要谦和，所以我个人行为上，我对任何比丘都非常尊敬，任何比丘我都愿意跟他顶礼，在我的心理，我觉得我其实对任何人都愿意尊敬。如果他跟我相处，他的某一方面的位阶比我高，另一方面位阶比我低，我宁愿尊重他位阶比我高的部分，而不愿意用我位阶比较高的部分来对待他。我觉得这是一个修道人应该有的谦逊心情。
但是后来我跟这些男性起反弹，会写一些文章批判他们，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奴性教育不可以增长，我曾经看过一个女性比丘尼写文章充满着自怨自卑自叹的口气，把自己讲的一文不值，把女众讲的一文不值，包括女众是祸水啊，女众心怀妒忌，女众所在的世界，世界就不平安之类的话都出现。我深深感觉到这是奴性教育的成功，当男性挟持着他的一种比较容易受到社会尊重，也受到佛教社会的尊重，以这样的身份不断的发言，而且又发言错误，那么这个奴性会有很多人都接受到他的误导。所以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比丘尼相当的自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这种一无是处的感觉绝对不叫做谦卑。我想大家读过心理学应该知道，真的有自信心的人他才会谦卑，至于没有自信心的自认卑微的那种感觉，往往是一体两面，他表现出来的另一面就是自大。
所以女性僧团，我刚才讲「婆媳原理」，也许有些女性可以对男性非常的恭敬照顾，但对女性的徒弟就颐指气使也不一定，她是弱者，但是她可以踩比她更弱的人，这不叫做谦卑。相反的，我并不认为我修养很好，我不认为我是逆来顺受的人，可是自问我十几年来在僧团生活中，我从来不欺负弱者，也许我对于强者还可以跟他硬碰硬，可是对于弱者往往我比弱者还软弱。我觉得不是我修道境界高为，因为我觉得我心里面没有什么需要补偿的部分。我不觉得我受到压抑，需要迫害别人。某一些女性非正常的修道生活，我觉得对她是不好的，对修道长远来讲有影响。那对于女性僧团代代的教育传承来讲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我曾经看到一个男性公开的写文章，竟然要求女性天天要背「八十四态」，印度就有这种无聊男子，写出《大爱道比丘尼经」》。我就不相信那是佛陀讲的话。因为那里面竟然有佛陀告诉弟子说，女众所在的地方就会发生兵灾、战祸，女众所在的地方就会泉池枯槁、山林焦烂，女众所在的地方坟墓的死人都会跳起来。除了我们认为佛陀精神有毛病，不然怎么可能讲出这些话来！这样的经典一看之下，就知道是印度文化的产物，他们竟然拿来当作他们的教材，大大的宣导，要所有的比丘尼都阅读它。于是很多比丘尼听了他的讲经录音带以后，竟然真的自惭形秽不说，大笔大笔的掏钱，不断的助印，然后送给各个比丘尼的单位，让比丘尼免费听。那是一个连锁的贩卖思想系统，所以我觉得非常不以为然。
《大爱道比丘尼经」》集中的八十四条说，女众有这些丑态（那些丑态有些男性其实也有），有些则是不正常的心态，比如说「女众坐喜喝狗」！认为我们尼众坐下来没事就喜欢喝那狗，有这种事情吗！尼众真的会这样做吗？根本不可能嘛！所以那简直是集无聊于大全，无聊于一身的八十四态！这个比丘竟然可恶到竟然要女性每天背一遍！而且他还在佛学院担任教导女众的执事！师长的执事。我为什么会抗议就是这样，我后来写文章批评他们，我说世界各地，古往今来，只要是修独身主义的宗教，或多或少都基于修道的理由而远离异性的教戒。因此如果你们男性为了要远离异性诱惑，而天天背八十四态，我随喜功德！如果竟然要女众来背来奴化我们的思想的话，我会坚决反对。
我说，如果女众这么忙碌，天天把自己的心念拿来念佛念法念僧，念光明的世界都来不及了，在心理学上来讲，你的心灵境界经常停留在光明的快乐的那一面，对于你本身的活动绝对有帮助，所以宗教心理也是这样。为什么佛法说念佛，念佛不是等着佛来救我，念佛是让我们以佛陀的光明面、智慧面、慈悲面，来取代我们的贪念、瞋念、痴念。也就是让我们心念转化，于是境界转化的一种工作，它是有这种心理学的意涵在的。因此我说宝贵的时间不拿来修戒定慧，念佛法僧，竟然拿来背八十四态，那存心是要让女性不断激发自己的自卑感。当自卑感出现之后，试问她怎么以正常的人格心态出现？来好好的修道呢？修道怎么会没有发生障碍呢？
我们看得到国外有些对模特儿的训练，让她在镜子前面强调自己哪一部分非常美丽，我的眼睛非常美丽，我的鼻子非常的高，或者虽然自己下巴短一点看不到，可以说可是我脖子非常修长。为什么不断去暗示自己的好处？难道是自己臭美吗？这样锻炼模特儿其实是让她充满自信心。当她自信心出现的时候，她魅力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这样的方方式去教导一群笨蛋的尼师，这样的结果会是怎样呢？就是这群尼师真的是受到中毒，自认为自己就是污秽不堪。
曾经有一个我的学生，她很好玩的是，她劝一群比丘尼阅读我的书籍，因为我的书籍有批判他们的部分。结果那个比丘尼一听到就讲说，啊，昭慧法师连比丘都不知道尊重了，她的书还有什么好看的？这些话都是出现女性的口。但是我会不会恨这个女性呢？我不觉得，我当然觉得男性要负责任。我觉得历年很多女性社会，当女性沦为弱势的时候，欺负女性的都是女性，男性很少自己亲手欺负女性，都是假手女性来欺负女性。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女众连看都不想看，就排斥，我也不是一定要他们看我的书。我只是觉得很可惜，他们没有一个机会听到另外一面声音，就不想要接受，以免中毒。那这样一种保守心态是怎么养成的？是她自己极端的对自己免役能力信心不足所产生的。这是长期奴化意识，让她自己觉得很卑微就容易造成这样的局面。
所以当我这样写文章给佛教一个杂志的时候，当然这些男性是很反弹的，他们反弹时也对我做一些人身攻击。当然对于这些人身攻击，我是不以为意。后来我就举一个例子讲人性的问题，我写一篇文章针对他们一些错误观念再提出来，让他们刊登。他们起先想要赖皮，因为我文章写到你们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我说不以为然，因为你们对我是如何如何，失去了分寸。后来这个男性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跟我道歉说对于人身攻击部分愿意跟我道歉，但是文章呢，因为我们编辑委员会讨论过因为太长，因为如何如何，恕我们不能刊登。后来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自己奋斗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是很介意人家要不要跟我道歉，因为你做的事情经常都是硬碰硬，被人家骂本来也就自认倒霉。那我今天介意的是，你为什么站着这个地盘，你用僧伽的名义，站着僧伽公有的地盘的杂志，然后灌输你一面的歧视女性的意见，当我的文章出去我不是打倒你，我只是要让女性或者读者听到另外一面声音，你为什么要箝制住我？不让我的声音发出去，那你对我私底下的道歉是没有用的。
所以后来我跟我一个朋友的律师商量，那天晚上，开会完十一点多回来，我就很快写一封信给他说，你的道歉我接受，但是你的处理方式我不能接受，我想请你们依以下两种方式考虑处理：第一个就是请你们一字不改的照登原文，依出版法第十五条，这招是跟李敖学的。第二个，假使你不刊登的话，你把你们对我人身攻击的语言全部摘录下来，给我在一页上公开跟我道歉。其实我只是丢难题给他而已，我并不想他公开跟我道歉。第三个，如果没有在某月某日以前照着这样做的话，那我就依出版法第十五条，还有你毁谤我的人身攻击，我直接诉诸法律。我说你们不要老是跟我来这套说「僧事僧断，不假手白衣」，因为僧的无能，所以不得不假手白衣。我这样丢出去这一封信之后，我传真出去，那时候是半夜了，我没有想到那位男性就在电话那端，结果他半夜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谅解他们，他们还是愿意刊出。我心因为一软又答应下来，答应自动愿意减除一部分的篇幅。后来有一次台北市第七号公园，爆发园中杨英风教授雕塑的「观音像」要遭人迁移事件，我参加佛教团体的绝食抗议，终于挽回了这件事，「观音像」要未被迁移，大家正在庆幸事情圆满落幕，唯独之前撰文攻击我的那个人，又「报私仇」写了一又臭又长的文章骂我，而这篇文章居然比我先前那篇文章还更长，这时我才发现我又上了一次当了。
我讲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说，我在这么久以来，我感到人格的健全很重要，先不要讲很高境界的般若涅盘，那是要等到人格健全之后更上一层楼的境界。如果当人格不健全，你是不可能达到那个境界的。其实人格的健全，多半来自于对自己有信心，这种自信心的培养，是从小一直到家庭、学校、社会，乃至于到僧团之中，都需要的，绝对没有说哪一个阶段不需要。我认为孔子所说的「色厉内荏」，是真的很对，我们人类社会有些小人往往「色厉内荏」，就像刚刚我提到过曾骂我、骗我那些佛教男性，平时光会对我们佛教女性很凶，百般挑剔，但我也讲白一句话，这些人，真的面临到人家欺辱我们佛教的时候，哪个敢站出来？不过关起山门做皇帝，专门修理我们佛教弱势的女性而已！──我敢讲这句话，我也吃定他们，就是因为我早已知道他们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当我写一篇文章过去，他们可以置之不理，我便发动更大一群人，去跟他们抗议，告诉他们一定要刊登，不然我会继续抗争，直到他们更正或认错为止！
这种心情也是我从「护教」中得来的经验，护教中经常发现到很多社会人士，媒体记者也好，文人雅士也好，他对佛教僧尼之所以有意无意就要糟蹋一下，因为他吃定了佛教僧尼是不敢讲话的。如果僧尼一讲话，他就认为你不像高僧，认为你没有修为，贪瞋痴怒，我告诉他们说我不是高僧，你不用高僧这套方式来局限我，我只是讲人权，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另一个人。你不要告诉我忍辱，一个欺负别人的人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忍让他嘛！你只能对你自己欺负行为痛切的反省。我要不要原谅你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你不能要求我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后来这些社会上欺负佛教的人碰到我很头痛就是这个原因。
我也去体会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先被人家…，我曾记得蓝吉富先生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法师你也顾虑一下你的形象嘛！我说其实我们老是被要求要顾我们自己的形象啦，而所谓的形象，只不过是社会人士似是而非所认定的我们出家人刻板的形象，也就是要心如古井无波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啦，换言之，任何修辱加到身上，都能如如不动之类的无理苛求。当然我个人我可以较无所谓去面对这一类的无理苛求，可是当我了解一个宗教师，会因别人对我们的刻板印象而影响到我们的教化工作时，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个人形象的问题。所以我跟蓝先生说，如果要我照着社会所要求的形象塑造我自己个人性格，倒不如在佛龛里供给人家来拜好了，那不是一个有自主性和有自己性格的人，我不可能那样做的！
其实一个宗教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宗教应是自己知道的。当然如上面这样的猛药，是不是每个宗教师也该效法我呢？倒也不一定。我只是说在非常的时候，也应有一些非常的作法。以致于有很多人认为，从文章上看到我好象都很强悍，真正看到我却吓一跳，怎么跟文章上的你不一样？从文章上的印象来推测，好象我应该是个子很高、很粗、很胖的，谁知刚好相反！所以会有一时转不过来的错愕感觉。问题在于，我的性格在这样发展中有没有受到伤害，我并不觉得。从僧团再跨越到护教活动中，我个性并且因而产生很大的扭曲。相反的，我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要去除的，都是有关社会对我们长久以来的偏见或固有的成见，所以以下一点，就跨越到第四个领域，谈谈所谓的「社会歧视的社会教育」。
四、社会歧视的社会教育
面对社会的刻板印象，要去纠正它，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我们现在的资讯可能已经前一秒钟在台北，下一秒钟发讯到加尔各达；可是我内心里的观念要影响到对方，可能要十几二十年的事情，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何况这是社会的一种共业，即社会以累积太多对我们佛教出家人不以为然的观感。当我面临这些观感的时候，我最妥善的办法，就是我们佛教出家人要很理直气壮，不能瞻前顾后，举止犹疑，也不能只为考虑要维持自己的形象，刻意装出温柔和蔼、有修为的样子，表示自己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如如不动的出家人形象。不错，象样做，个人可能会受到赞叹，可是整体和长远来讲，我认为这对僧团在这个社会地位的改善，帮助不大。
事实上，以我这些年奋斗下来的成效来谈，对佛教僧团在这个社会地位的改善，的确成果丰硕。但因今天的时间有限，不好意思再讲这么多，所以我倒是愿意先提供「出家经验」这一部份，因为那是我自己亲身体会的，彼较容易掌握。至于「护教」和「护生」的过程，虽很艰苦，但限于时间，可能无法为各位一一细述。
在回到本题，之前的那些教内的偏颇观念和做法，使我体会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有些人会常流露出「色厉内荏」的性格？其实很多时候虽他对你凶，但只要你比他有理就不要怕他。因当你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他才会怕你。其实也不是要他真怕你，而是要坚持不能屈服于他的淫威。我们常看到有些声音很大、很凶恶的人，如果他的立场不正、抄操守有瑕疵，他的凶恶就不能持久。要是能某个关键点上，让他真正感觉到痛的时候，他的低头或转变，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有时候在从事社会运动或社会关怀时，真正要的坚持，就只是这一点韧性和毅力而已。如果你本身怕什么，那个你怕的地方就是你的痛处。好比说，我不要财，所以钱财不是我的痛处。同样，不要权力，所以权力也不是我的痛处。那什么是一般出家人的痛处呢？就是过于要顾出家人的形象！然而一旦你太在乎所谓出家人的形象，这一点就成了你的痛处。可是尽管你一直顾及出家人的形象，如果和别人争论时，只要你讲的没道理，对方早就把你打死了；就因为你讲的有道理，他没有办法反驳你，只好转移焦点，改口说，「你这个出家人没有修为」，「一点也不像出家人的样子」。充满着贪瞋痴毒。用各种方式来修理我们，就我们一个出家人的形象来修理，这个时候你只有如如不动。当你如如不动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没办法对你下手，到最后到就无计可施。曾经有人用各种方式，甚至用黄色的来影射我，那是用很卑鄙下流的方式在公开媒体上，只因为他羞辱佛教，结果他自己被我讲的无话可说。无话可说之后他就用各种方式修理我，后来我只好要总编辑交出他的真名来，我诉诸法律，最后那个人不见了，总编辑也不交出来。可是总编辑起码收敛了，从以以后不敢再让那样的文章出现。如果纵容他吗？最起码遏止他恶性的行为，其实这样还让他少受一点果报呢！这不是也是一种慈悲吗？
所以佛教的智慧、慈悲，所谓的忍辱，所谓很多的，今天没办法一言道尽，可是那些境界都是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在后面就会产生许多后遗症，我想今天呢，谈来谈去也只谈出家经验，事实上社会关怀部分里面有很多理论的结构，我也没有办法在今天这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想总是要留下时间，让大家有问题可以发问。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双向沟通的，所以就先讲到这里。请大家原谅！谢谢！（热烈掌声）
^^-^^
把握在手心里的是无限，
永恒消融于一个时辰。
片上 2005.6.3 15:16:48 来自: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