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肺炎中的典型问题
2000年左右，全球爆发“悉尼”流感，英国有20万人染病；意大利两天内18人丧生；瑞典全国885万人中有150万感染上流感，造成约3000人死亡，据瑞典报告，这已是“悉尼”流感连续第三个冬季袭击瑞典——尽管许多瑞典人事先接种了流感病毒疫苗，仍无法幸免；法国近100万人受感染；美国16个州宣布流感大爆发，13个州拉响防流感警报;两百万意大利人染病，甚至连雀鸟也不能幸免，为控制疫情，当局屠杀了200万只雀鸟；而“悉尼”流感传入台湾后，更有10万台湾同胞染病，逾百名小孩老人和体弱者因之死亡（陈水扁先生、吕秀莲女士之流，不曾大叫欧美输出流感、不曾大呼在欧美做生意的台商撤资、不曾以此为借口要求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国家组织，是否不敢给主子添乱，还是根本觉得和主子一起感染病毒，与有荣焉？那就不得而知）……后来，美国医生通过对疫情监控发现，悉尼型流感1999年曾侵袭欧美，但因仅少数人患病，没造成大流行，故未能引起卫生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致2000年之初流感病毒再度卷土重来。广东这次疫情虽远较2000年的欧美流感为轻，运气却和欧美在2000年较类似：以为疫情已经过去了，不料疾病却卷土从来。
一、非典型肺炎究竟是种什么病？
据经典的教科书记载，通常所说的肺炎，一类叫典型肺炎，即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而非大叶性肺炎细菌引起的肺炎，则统称为非典型肺炎，一般病源有三类：即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肺炎和病毒性肺炎。今年非典型肺炎病源目前确定为病毒性肺炎。所谓非典型肺炎，通常难以找出病源且有时根本无法找出——因为这类细菌病毒通常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而且在不同人身上传播时会产生变异，外加常常是多种细菌病毒混杂一起起作用，所以往往当你找出其致病原因时，它的流行却过了——到明年，又是另外的新细菌或新病毒猖獗了；其次，医生并没有必要非得找出病源才能治疗该病，通常只要对症治疗，该病即可治愈——比如用类固醇退烧，用抗菌素防止并发感染、以及其它可提高自身免疫能力的药物抗病毒等等；因非典型性肺炎致死的病人大多原已患有严重的慢性病、或是年老体弱、或治疗延误，由于发烧等症状引起器官衰竭致死，所以，非典型肺炎其实并非一种烈性传染病，其致命程度，甚至比不上一场扩散迅速的重症流感；因此，在WHO插手之前，它并未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必须通告的疫情列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全球每年都有非典型肺炎（SARS）病例，病死率在百分之四左右；而美国每年有560万人患上非典型性肺炎，病死率5%，能完全检出病原体的不超过一半。
故而，着名流行病学专家、中国预防医学会教授曾光表示，目前SARS这个名称不科学，建议改名为AUP（Acute Unspecified Pneumonia），即急性的原因不明的肺炎。他指出，SARS这个名称不但把此次疾病的概念扩大化了，而且将此次病与重症流感混淆起来——因为重症流感也可以称为SARS，但是就临床表现而言，重症流感病例中只有少数人发生肺炎，而此次疾病临床表现几乎都出现肺炎，尤其重要的是，比起流感，是次AUP的传播力弱得多，死亡率也小得多：流感的发病率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左右，严重的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而AUP的发病率即便在最严重的大陆广东地区，也不到万分之一。
截止4月12日，全球60亿人口,目前有19个国家和地区向WHO申报了2960个非典型肺炎病例，其中119例死亡，发病率约千万分之5,死亡率4%,其中，中国香港地区681万人口中发病人数1108宗，死亡人数32宗，发病率不到5000分之1,死亡率3%；中国大陆13亿人口，发病人数1309宗，死亡人数58宗，发病率约百万分之1,死亡率4.4%；中国最早发生病例的广东省8000万左右人口，发病人数1213宗，死亡人数44宗，发病率不到五万分之1,死亡率3.6%；中国台湾2227万人口中发病人数23宗，目前尚无一例死亡，发病率百万分之1。所以从数字来看，是次非典型肺炎爆发并非特别严重——然而，其引发的后果却愈来愈脱出疾病的范围：先是春节后在广州，为数不多的病例却引发广州市民普遍恐慌，不但抢药抢口罩，还一度抢米抢盐，而这股抢购风，一度蔓延整个珠三角，甚至周围的海南、福建等省市；接着，一个月前还在“锵锵三人行”里调侃广州情人节浓浓白醋香的香港人，一夜之间突然人人都戴上口罩，学校停课、商店食肆萧条，而香港特首董建华则表情严肃地在电视上说：我们要团结起来，一定打赢这场战争！最后，已被伊拉克战争搅得动荡的世界因WHO发布的SARS消息而更加不安——尽管《华盛顿邮报》等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曾提及，非典型性肺炎实际是每年都会出现的常发传染病，但在某些媒体和某些势力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全球范围内迅速引起对SARS的大面积恐慌，而且迅速将质疑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并普遍联系起中国的“一国两制”和“改革开放”成果，而台独势力也趁火打劫，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试图在抹黑大陆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为进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WH0造势，以达其向渐进台独迈出实质一步。到这个时候，非典已由一个单纯的流行病问题，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不但以旅游、金融和商贸为核心的香港经济政治损失惨重，且中国政府的形象在国际上的声誉仿佛受了一场“911袭击”。
这几周来中国政府目前采取了非常有效的一系列措施：如惩处相关负责官员，密切与WHO的合作，通过WHO的专家扭转国际上种种不利中国的流言和揣测；在吕秀莲放话“天谴台商”的时候，辟出专门的医院，为染病台商治病，使他们能够以健康的身体返回台湾；国家领导人多次通过媒体表达对香港的关注和支持；修改相关卫生法律和措施，重建中国政府迅速改正不足的形象；通过电视、网络，播放内地老百姓春游、购物的画面，以百姓实际行动和广交会按原订日期继续举行等充满自信的措施，打破外界乱传大陆疫情严重的谣言……
然而，事后补救往往难以完全挽回影响。分析现在的非典现象，不能不看到中国政府、尤其一些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理和危机公关能力，尚须因入世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除继续运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外，中国应组织专门的快速信息反应部队，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
二、现代政治中，媒体由于能够触及最广大的公众，已经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平衡互动的系统，既制约影响着政府，又受政府影响制约；既引导公众，又迎合公众。在此次非典事件中，疾病高发区的媒体对当地民众心理和社会的影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特点，而国际政治力量透过媒体利用非典事件为自己服务，是非典事件上升到政治层面的直接因素。所以，透过对不同地区媒体对非典事件报道处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此次非典问题影响如此之大的成因，以及以后应该改进的方面。
我们知道，除了获取信息，公众接触媒介还为了获得对于情势的阐释和理解，尤其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媒体还引导公众采取适当的行为。当突发性事件爆发时，人们会比平日更疯狂地追随媒体，依赖媒体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周围的人们在作什么，媒体的监测作用被人们前所未有地重视。在人们面对突发事件束手无策、迷茫困惑时，媒体对于事件的阐释会成为吸引读者的卖点，也成为引导读者的有力工具。而媒体对于事件的阐释，不仅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体现在刊登的各种言论文章中。所以，当危机发生时，恰当的媒体危机报道策略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反之，则会严重影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事件的升级。而这次非典事件，特别因电话、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介入，使得情况更为复杂。
对比香港媒体和大陆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大陆医疗系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在新中国建立后，它在短短时间内成功地在中国扫除了霍乱、血吸虫、麻风、小儿麻痹、天花等等烈性传染病，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多年来中国医疗系统已形成一套控制传染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一条就是关于传染病报道严格的把关制度，以及约定俗成的报道模式。这些办法，在大陆与外界交往不多的条件下确有奇效——大陆以前从未发生过因流行病而引起大规模社会恐慌的情况。这次大陆在广东非典的事件上的处理，不过是沿袭了过去的做法。然而广东没料到的是，这次情况变了。大家知道，广东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前沿，这里咨询发达，尤其是广州等大城市，上网的网民和电话用户、手机用户之多，均居大陆之首，缺乏把关人的新媒体用户特别多。而因毗邻港澳，不但本地媒体竞争尤为激烈，还有各种背景的香港媒体，以500-2万的价格到处收买“新闻线民”，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非常机密的事情，一般很难控制它的传播。现在我们知道，第一例确认为非典型性肺炎的广东病人是2002年12月15日在河源发现的（2002年11月16日出现在佛山的病人是几个月后确认的死因），而医学专家在2003年1月3日开始定明这种病是非典型性肺炎，1月21日，专家确认这种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染性超强，并给出确定的治疗方案，而第一批病人们也陆续出院——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够给一个未知的传染病定性，其实反映大陆医疗水平。这个时候，已有专家建议向社会公布信息，并采取明确的措施，但最终信息到2003年2月11日下午才公布。期间内，河源和中山前后出现了口耳相传的谣言和市民抢购药品的情况：在2003年1月2日“不明病毒致死”谣言开始传播的河源，当地政府迅速通过〈河源报〉辟谣和其它有力措施，在3日内即平息了谣言——因此，小而与外界交往不多的河源，至今未死一人；从2003年1月16日“肺炎流行”的谣言蔓延开来中山，也通过报纸，在20日左右平息了谣言。笔者查阅当时的报道，在网上共刊载10来篇左右，全是辟谣：在说明事实的同时，没有一家对非典型肺炎做出基本的医学解释，也没有一家提及相关预防措施，而在广东某报2003年01月05日“ 河源风传不明病毒实是非典型性肺炎” 的报道中，明显可以看到记者在文章中写出“非典没有传染性”这样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话，显现大陆媒体缺乏专业的卫生记者。而有意思的是，无论对河源还是中山，对真正引起谣言和恐慌最重要的原因——接触病人的医护人员感染，没有一家报道提及：事实上，河源感染的医护人员在1月中旬前已全部痊愈——这是传统媒体故意忽略还是记者疏忽，现在尚不得知。自此，广东报纸电台静默了约20天，仅在2月10日，广东某报发表《初春谨防感冒肺炎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一文。而2月7日左右，谣言透过电话、网络和短信，开始了大面积传播，尤其是手机短信，使有害信息一夜间流毒四方——且看肺炎事件的几日里广东移动的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2月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而好事者更盗用卫生局、公安局名义发送短信，“郑重宣布”广州市发现不明病毒，无药可治。到11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卫生厅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权威媒体始正式介入肺炎事件：而早自2月9日始，新浪、21CN等大型门户网站，综合传统媒体报道后以醒目标题在网站中刊出的报道，已有许多网友在跟贴和在论坛中热烈讨论非典事件。据21CN网站负责人贾巍说，2月9日，《南方网》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广东出现“非典型肺炎”。但和全省其他的传媒一样，21CN收到了通知，要求不得炒作此事。当天，21CN小心翼翼地转载了那条消息；2月10日，21CN开始制作新闻专题，大量搜集传统媒体的有关报道，全方位向网民传播消息——而从21CN转载了有关消息后，明显见到了效应：“专题新闻的访问量出现了3至4倍的增长，每一条新闻的访问量都在数十万以上”而有关新闻的跟帖、论坛的言论也变得无比热火。网友跟帖中写到：听说广州已经死了很多人，深圳买药的人比买彩票的还多，板兰根卖50块钱一盒，而且都已经买不到了。”……“醋涨价太快了！深圳已卖到60元/瓶，醋的功效到底有多大？” 接下来几天，随着政府新闻发布会的召开，信息渐趋明朗，每条新闻后面的跟帖、疑问和指责也渐渐少了。而2月11日，新浪上关于非典的新闻跟帖达3000多条，内容包括几个方面：有关抢购药物、醋的消息；亲人得病的消息；质疑药物是否有效；质疑消息从哪里传出来的；认为消息太简单，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一些外地人打听广州的情况；更多的人指责政府不出来公布真相……在传统媒体缺位的情况下，互动性强的网络，显示了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强大力量和平等性——不论对权威消息还是谣言都是一样的。很快，大陆的传统媒体通过约定俗成的做法，在多报道病人医护人员痊愈消息、疾病知识和强调传染人数并不多和该病并非不治之症的报道氛围下，3、4日内很快平息了抢购和恐慌，广州在平静中度过了它的疾病传播高潮期，而国际媒体，因此没有机会借题发挥。
这时的香港媒体，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和小报的手法大肆炒做此事，他们的报道耸人听闻、充斥着“珠三角爆夺命肺炎”之内的字眼和对死亡案例的详细刻画和描写，没有一篇以科学的态度讲清非典到底是什么一种病，以及非典病人其实大多死于并发感染的事实，也没有一篇报道认真总结广东防治非典的经验，不但引导香港市民形成非典和鼠疫甚至生化武器等同的错误概念，为一个月后香港非典爆发立即引起全区恐慌埋下伏笔，而且危机爆发时也迟迟没能给市民提出真正有效的建议。例如，广州医院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大多肇因于中央空调，说明预防首重通风，如此重要的公开信息，居然被所有标榜敏锐的香港媒体都忽略了。
本来，对没有大规模爆发的非烈性传染病施行无声无息的隔离和治疗，是大陆多年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的社会代价相对来说更小。然而广东开始犯一个估计不足的错误：现在的大陆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广东又是大陆和国际接轨最多的地区之一，人员的大量流动使仅限于医疗卫生系统内部的控制事实上无法完全实行。而以为已经控制疫情的广东没有和香港做足够的沟通，也因避免紧张气氛而对染病者做更严格的控制。
当然这并不能完全责怪广东的官员——因为从医学上说，非典这类传染病普遍有一季节发作期，过了一个时期后，自然就消失了，何况广东的疫情远没严重到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的地步。
三、对比1988年l～4月，大陆上海市民因食用严重受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销售），酿成史上罕见甲肝暴发流行来说，无论从发病率、疾病的致命程度，远远不及——上海当时申报病例310746人，最严重的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发病人数均超过10000例；而从传染病学上说，甲肝是属于《传染病防治法》必须通报的内容，而非典型肺炎不是；另外，上海甲肝开始暴发时和广东的现在的情况比较类似：虽已知是甲肝，但却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来势凶猛的暴发流行。然而，性质相似、严重程度相异的两件事，其结果和造成的影响却大相径庭——上海事件在卫生防疫部门的跟踪检疫下，确定是由毛蚶携带的甲肝病毒所致。随即，上海市政府立即作出严禁销售、食用毛蚶的决定，宣布上海为疫区，并通过媒体和国家卫生系统，不但在上海、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正确密集的甲肝防治知识宣传，并通过全国的卫生系统实施了有效的防疫措施——笔者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远在大学念书的我们，每人都喝上学校熬制的防治甲肝的中草药汤；而在全国各个港口、火车站和飞机场，卫生检疫人员的进驻，给来来往往的人们平添一股紧张的气氛——然而，大批病人及时的隔离治疗，正确卫生防病知识宣传的家喻户晓，消毒措施落实，不仅使上海在较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安定上海的民心和社会秩序，并杜绝疫情传播到其它区域的机会——而仅仅有31名患病着直接死于是次甲肝流行的结果——0.1*10-3的死亡率，使不幸事件有让人安心的尾巴。
2000年左右，全球爆发“悉尼”流感，英国有20万人染病；意大利两天内18人丧生；瑞典全国885万人中有150万感染上流感，造成约3000人死亡，据瑞典报告，这已是“悉尼”流感连续第三个冬季袭击瑞典——尽管许多瑞典人事先接种了流感病毒疫苗，仍无法幸免；法国近100万人受感染；美国16个州宣布流感大爆发，13个州拉响防流感警报;两百万意大利人染病，甚至连雀鸟也不能幸免，为控制疫情，当局屠杀了200万只雀鸟；而“悉尼”流感传入台湾后，更有10万台湾同胞染病，逾百名小孩老人和体弱者因之死亡（陈水扁先生、吕秀莲女士之流，不曾大叫欧美输出流感、不曾大呼在欧美做生意的台商撤资、不曾以此为借口要求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国家组织，是否不敢给主子添乱，还是根本觉得和主子一起感染病毒，与有荣焉？那就不得而知）……后来，美国医生通过对疫情监控发现，悉尼型流感1999年曾侵袭欧美，但因仅少数人患病，没造成大流行，故未能引起卫生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致2000年之初流感病毒再度卷土重来。广东这次疫情虽远较2000年的欧美流感为轻，运气却和欧美在2000年较类似：以为疫情已经过去了，不料疾病却卷土从来。
一、非典型肺炎究竟是种什么病？
据经典的教科书记载，通常所说的肺炎，一类叫典型肺炎，即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而非大叶性肺炎细菌引起的肺炎，则统称为非典型肺炎，一般病源有三类：即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肺炎和病毒性肺炎。今年非典型肺炎病源目前确定为病毒性肺炎。所谓非典型肺炎，通常难以找出病源且有时根本无法找出——因为这类细菌病毒通常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而且在不同人身上传播时会产生变异，外加常常是多种细菌病毒混杂一起起作用，所以往往当你找出其致病原因时，它的流行却过了——到明年，又是另外的新细菌或新病毒猖獗了；其次，医生并没有必要非得找出病源才能治疗该病，通常只要对症治疗，该病即可治愈——比如用类固醇退烧，用抗菌素防止并发感染、以及其它可提高自身免疫能力的药物抗病毒等等；因非典型性肺炎致死的病人大多原已患有严重的慢性病、或是年老体弱、或治疗延误，由于发烧等症状引起器官衰竭致死，所以，非典型肺炎其实并非一种烈性传染病，其致命程度，甚至比不上一场扩散迅速的重症流感；因此，在WHO插手之前，它并未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必须通告的疫情列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全球每年都有非典型肺炎（SARS）病例，病死率在百分之四左右；而美国每年有560万人患上非典型性肺炎，病死率5%，能完全检出病原体的不超过一半。
故而，着名流行病学专家、中国预防医学会教授曾光表示，目前SARS这个名称不科学，建议改名为AUP（Acute Unspecified Pneumonia），即急性的原因不明的肺炎。他指出，SARS这个名称不但把此次疾病的概念扩大化了，而且将此次病与重症流感混淆起来——因为重症流感也可以称为SARS，但是就临床表现而言，重症流感病例中只有少数人发生肺炎，而此次疾病临床表现几乎都出现肺炎，尤其重要的是，比起流感，是次AUP的传播力弱得多，死亡率也小得多：流感的发病率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左右，严重的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而AUP的发病率即便在最严重的大陆广东地区，也不到万分之一。
截止4月12日，全球60亿人口,目前有19个国家和地区向WHO申报了2960个非典型肺炎病例，其中119例死亡，发病率约千万分之5,死亡率4%,其中，中国香港地区681万人口中发病人数1108宗，死亡人数32宗，发病率不到5000分之1,死亡率3%；中国大陆13亿人口，发病人数1309宗，死亡人数58宗，发病率约百万分之1,死亡率4.4%；中国最早发生病例的广东省8000万左右人口，发病人数1213宗，死亡人数44宗，发病率不到五万分之1,死亡率3.6%；中国台湾2227万人口中发病人数23宗，目前尚无一例死亡，发病率百万分之1。所以从数字来看，是次非典型肺炎爆发并非特别严重——然而，其引发的后果却愈来愈脱出疾病的范围：先是春节后在广州，为数不多的病例却引发广州市民普遍恐慌，不但抢药抢口罩，还一度抢米抢盐，而这股抢购风，一度蔓延整个珠三角，甚至周围的海南、福建等省市；接着，一个月前还在“锵锵三人行”里调侃广州情人节浓浓白醋香的香港人，一夜之间突然人人都戴上口罩，学校停课、商店食肆萧条，而香港特首董建华则表情严肃地在电视上说：我们要团结起来，一定打赢这场战争！最后，已被伊拉克战争搅得动荡的世界因WHO发布的SARS消息而更加不安——尽管《华盛顿邮报》等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曾提及，非典型性肺炎实际是每年都会出现的常发传染病，但在某些媒体和某些势力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全球范围内迅速引起对SARS的大面积恐慌，而且迅速将质疑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并普遍联系起中国的“一国两制”和“改革开放”成果，而台独势力也趁火打劫，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试图在抹黑大陆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为进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WH0造势，以达其向渐进台独迈出实质一步。到这个时候，非典已由一个单纯的流行病问题，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不但以旅游、金融和商贸为核心的香港经济政治损失惨重，且中国政府的形象在国际上的声誉仿佛受了一场“911袭击”。
这几周来中国政府目前采取了非常有效的一系列措施：如惩处相关负责官员，密切与WHO的合作，通过WHO的专家扭转国际上种种不利中国的流言和揣测；在吕秀莲放话“天谴台商”的时候，辟出专门的医院，为染病台商治病，使他们能够以健康的身体返回台湾；国家领导人多次通过媒体表达对香港的关注和支持；修改相关卫生法律和措施，重建中国政府迅速改正不足的形象；通过电视、网络，播放内地老百姓春游、购物的画面，以百姓实际行动和广交会按原订日期继续举行等充满自信的措施，打破外界乱传大陆疫情严重的谣言……
然而，事后补救往往难以完全挽回影响。分析现在的非典现象，不能不看到中国政府、尤其一些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理和危机公关能力，尚须因入世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除继续运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外，中国应组织专门的快速信息反应部队，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
二、现代政治中，媒体由于能够触及最广大的公众，已经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平衡互动的系统，既制约影响着政府，又受政府影响制约；既引导公众，又迎合公众。在此次非典事件中，疾病高发区的媒体对当地民众心理和社会的影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特点，而国际政治力量透过媒体利用非典事件为自己服务，是非典事件上升到政治层面的直接因素。所以，透过对不同地区媒体对非典事件报道处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此次非典问题影响如此之大的成因，以及以后应该改进的方面。
我们知道，除了获取信息，公众接触媒介还为了获得对于情势的阐释和理解，尤其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媒体还引导公众采取适当的行为。当突发性事件爆发时，人们会比平日更疯狂地追随媒体，依赖媒体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周围的人们在作什么，媒体的监测作用被人们前所未有地重视。在人们面对突发事件束手无策、迷茫困惑时，媒体对于事件的阐释会成为吸引读者的卖点，也成为引导读者的有力工具。而媒体对于事件的阐释，不仅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体现在刊登的各种言论文章中。所以，当危机发生时，恰当的媒体危机报道策略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反之，则会严重影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事件的升级。而这次非典事件，特别因电话、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介入，使得情况更为复杂。
对比香港媒体和大陆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大陆医疗系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在新中国建立后，它在短短时间内成功地在中国扫除了霍乱、血吸虫、麻风、小儿麻痹、天花等等烈性传染病，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多年来中国医疗系统已形成一套控制传染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一条就是关于传染病报道严格的把关制度，以及约定俗成的报道模式。这些办法，在大陆与外界交往不多的条件下确有奇效——大陆以前从未发生过因流行病而引起大规模社会恐慌的情况。这次大陆在广东非典的事件上的处理，不过是沿袭了过去的做法。然而广东没料到的是，这次情况变了。大家知道，广东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前沿，这里咨询发达，尤其是广州等大城市，上网的网民和电话用户、手机用户之多，均居大陆之首，缺乏把关人的新媒体用户特别多。而因毗邻港澳，不但本地媒体竞争尤为激烈，还有各种背景的香港媒体，以500-2万的价格到处收买“新闻线民”，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非常机密的事情，一般很难控制它的传播。现在我们知道，第一例确认为非典型性肺炎的广东病人是2002年12月15日在河源发现的（2002年11月16日出现在佛山的病人是几个月后确认的死因），而医学专家在2003年1月3日开始定明这种病是非典型性肺炎，1月21日，专家确认这种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染性超强，并给出确定的治疗方案，而第一批病人们也陆续出院——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够给一个未知的传染病定性，其实反映大陆医疗水平。这个时候，已有专家建议向社会公布信息，并采取明确的措施，但最终信息到2003年2月11日下午才公布。期间内，河源和中山前后出现了口耳相传的谣言和市民抢购药品的情况：在2003年1月2日“不明病毒致死”谣言开始传播的河源，当地政府迅速通过〈河源报〉辟谣和其它有力措施，在3日内即平息了谣言——因此，小而与外界交往不多的河源，至今未死一人；从2003年1月16日“肺炎流行”的谣言蔓延开来中山，也通过报纸，在20日左右平息了谣言。笔者查阅当时的报道，在网上共刊载10来篇左右，全是辟谣：在说明事实的同时，没有一家对非典型肺炎做出基本的医学解释，也没有一家提及相关预防措施，而在广东某报2003年01月05日“ 河源风传不明病毒实是非典型性肺炎” 的报道中，明显可以看到记者在文章中写出“非典没有传染性”这样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话，显现大陆媒体缺乏专业的卫生记者。而有意思的是，无论对河源还是中山，对真正引起谣言和恐慌最重要的原因——接触病人的医护人员感染，没有一家报道提及：事实上，河源感染的医护人员在1月中旬前已全部痊愈——这是传统媒体故意忽略还是记者疏忽，现在尚不得知。自此，广东报纸电台静默了约20天，仅在2月10日，广东某报发表《初春谨防感冒肺炎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一文。而2月7日左右，谣言透过电话、网络和短信，开始了大面积传播，尤其是手机短信，使有害信息一夜间流毒四方——且看肺炎事件的几日里广东移动的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2月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而好事者更盗用卫生局、公安局名义发送短信，“郑重宣布”广州市发现不明病毒，无药可治。到11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卫生厅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权威媒体始正式介入肺炎事件：而早自2月9日始，新浪、21CN等大型门户网站，综合传统媒体报道后以醒目标题在网站中刊出的报道，已有许多网友在跟贴和在论坛中热烈讨论非典事件。据21CN网站负责人贾巍说，2月9日，《南方网》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广东出现“非典型肺炎”。但和全省其他的传媒一样，21CN收到了通知，要求不得炒作此事。当天，21CN小心翼翼地转载了那条消息；2月10日，21CN开始制作新闻专题，大量搜集传统媒体的有关报道，全方位向网民传播消息——而从21CN转载了有关消息后，明显见到了效应：“专题新闻的访问量出现了3至4倍的增长，每一条新闻的访问量都在数十万以上”而有关新闻的跟帖、论坛的言论也变得无比热火。网友跟帖中写到：听说广州已经死了很多人，深圳买药的人比买彩票的还多，板兰根卖50块钱一盒，而且都已经买不到了。”……“醋涨价太快了！深圳已卖到60元/瓶，醋的功效到底有多大？” 接下来几天，随着政府新闻发布会的召开，信息渐趋明朗，每条新闻后面的跟帖、疑问和指责也渐渐少了。而2月11日，新浪上关于非典的新闻跟帖达3000多条，内容包括几个方面：有关抢购药物、醋的消息；亲人得病的消息；质疑药物是否有效；质疑消息从哪里传出来的；认为消息太简单，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一些外地人打听广州的情况；更多的人指责政府不出来公布真相……在传统媒体缺位的情况下，互动性强的网络，显示了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强大力量和平等性——不论对权威消息还是谣言都是一样的。很快，大陆的传统媒体通过约定俗成的做法，在多报道病人医护人员痊愈消息、疾病知识和强调传染人数并不多和该病并非不治之症的报道氛围下，3、4日内很快平息了抢购和恐慌，广州在平静中度过了它的疾病传播高潮期，而国际媒体，因此没有机会借题发挥。
这时的香港媒体，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和小报的手法大肆炒做此事，他们的报道耸人听闻、充斥着“珠三角爆夺命肺炎”之内的字眼和对死亡案例的详细刻画和描写，没有一篇以科学的态度讲清非典到底是什么一种病，以及非典病人其实大多死于并发感染的事实，也没有一篇报道认真总结广东防治非典的经验，不但引导香港市民形成非典和鼠疫甚至生化武器等同的错误概念，为一个月后香港非典爆发立即引起全区恐慌埋下伏笔，而且危机爆发时也迟迟没能给市民提出真正有效的建议。例如，广州医院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大多肇因于中央空调，说明预防首重通风，如此重要的公开信息，居然被所有标榜敏锐的香港媒体都忽略了。
本来，对没有大规模爆发的非烈性传染病施行无声无息的隔离和治疗，是大陆多年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的社会代价相对来说更小。然而广东开始犯一个估计不足的错误：现在的大陆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广东又是大陆和国际接轨最多的地区之一，人员的大量流动使仅限于医疗卫生系统内部的控制事实上无法完全实行。而以为已经控制疫情的广东没有和香港做足够的沟通，也因避免紧张气氛而对染病者做更严格的控制。
当然这并不能完全责怪广东的官员——因为从医学上说，非典这类传染病普遍有一季节发作期，过了一个时期后，自然就消失了，何况广东的疫情远没严重到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的地步。
三、对比1988年l～4月，大陆上海市民因食用严重受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销售），酿成史上罕见甲肝暴发流行来说，无论从发病率、疾病的致命程度，远远不及——上海当时申报病例310746人，最严重的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发病人数均超过10000例；而从传染病学上说，甲肝是属于《传染病防治法》必须通报的内容，而非典型肺炎不是；另外，上海甲肝开始暴发时和广东的现在的情况比较类似：虽已知是甲肝，但却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来势凶猛的暴发流行。然而，性质相似、严重程度相异的两件事，其结果和造成的影响却大相径庭——上海事件在卫生防疫部门的跟踪检疫下，确定是由毛蚶携带的甲肝病毒所致。随即，上海市政府立即作出严禁销售、食用毛蚶的决定，宣布上海为疫区，并通过媒体和国家卫生系统，不但在上海、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正确密集的甲肝防治知识宣传，并通过全国的卫生系统实施了有效的防疫措施——笔者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远在大学念书的我们，每人都喝上学校熬制的防治甲肝的中草药汤；而在全国各个港口、火车站和飞机场，卫生检疫人员的进驻，给来来往往的人们平添一股紧张的气氛——然而，大批病人及时的隔离治疗，正确卫生防病知识宣传的家喻户晓，消毒措施落实，不仅使上海在较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安定上海的民心和社会秩序，并杜绝疫情传播到其它区域的机会——而仅仅有31名患病着直接死于是次甲肝流行的结果——0.1*10-3的死亡率，使不幸事件有让人安心的尾巴。
念佛一声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_^
流云 2003.4.24 23:31:24
